就在杨振、祖大寿重新达成一致，然后双方都开始调整兵力部署与分配的时候，远在大明京师紫禁城的崇祯皇帝，也终于拿到了他与朝堂各方势力几经博弈后形成的辽东封赏方案。
自从三月开春以来，辽东方向捷报频传，进入四月后，辽阳城、广宁城相继收复，崇祯皇帝和京师朝堂终于意识到了，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先后跨越了四朝的辽东战事，正在进入最后的阶段。
每次接到辽东的捷报，不管是来自杨振的，还是来自洪承畴的，总而言之崇祯皇帝的心情，都会非常高兴。
或者更准确的说，崇祯皇帝的心情更多的是兴奋，是激动，是欣慰，甚至是释怀与安心。
辽东的局面在万历皇帝晚年开始败坏，然后经过了短暂的泰昌朝，进入天启年间后开始出现恶化，但是整体还算可控。
只是到了崇祯年间，辽东局面才突然一下子变得彻底失控了。
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甚至是自我谴责之中。
因为，自从他继位以来，不仅大明朝在辽东主动发起的战事一败再败，而且清虏的兵马也开始一次次打入到关内，打到京畿，甚至打到山东。
大量的关内城池被破，大批的关内百姓被掳掠，而他身为天子，却只能牙齿打断和血吞，除了一次次气急败坏、大发雷霆之外，就是一次次手足无措，以至于无能为力。
而一次次的手足无措，或者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蒙受屈辱，他的信念和意志，就在这样的反复消磨之下渐渐丧失。
于是，罪己诏一封接一封的下，以至于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上天，面对列祖列宗，甚至是面对群臣和天下百姓，认错，认罪，祈祷谅解，祈祷宽宥。
天启皇帝驾崩之前传位给他时，对他说的吾弟当为尧舜的嘱托，就像是一个沉重的枷锁，压得他越来越挺不直脊梁抬不起头来。
直到杨振的出现，直到杨振在辽东作战取得的胜利进入他的视野，他才在举目所望皆是黑暗之中看见了一点光亮。
接下来的几年，这一点点光亮渐渐变大，并且越来越耀眼，几乎成为照亮他整个天空的唯一希望。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崇祯皇帝从过去“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暗无天日中缓了过来。
尽管关内的局面依然纷乱如麻，尽管朝廷的财政伴随着大批的流寇肆虐湖广地区而进一步出现恶化的趋势，尽管来自南方的各种民变、灾荒，甚至是请求钱粮减免与救济的奏报从不曾断绝，但是崇祯皇帝的心态总的来说比起以前却要稳重的多了。
一方面，是因为辽东战场上捷报频传，早在四月里相继收到辽阳城和广宁城被收复的捷报之后，他对辽东战局的彻底扭转就充满了信心。
包括整个京师朝堂，除了个别御史言官一如既往地弹劾杨振私自扩军、飞扬跋扈，弹劾洪承畴、祖大寿靡费钱粮有负皇恩之外，大多数朝臣都认为“东事将定矣”。
进入五月以后，在洪承畴、祖大寿、杨国柱、杨振四方兵马开始大军进兵沈阳城的时候，京师朝堂的乐观气氛进一步上涨。
甚至有不少清流官员，已经开始上书请求崇祯皇帝考虑“选派文官、接管辽沈”，然后“停征辽饷、调兵入关”了。
幸亏崇祯皇帝早已不再敢轻信和盲从朝中文官的各种建言了，否则的话，类似这样的建言一旦被传到辽东，还不知道辽东各路人马的军心该怎样动荡呢！
毕竟，经过多年的挫折磨砺，崇祯皇帝就是再刚愎自用，也早已经搞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
那就是，就算将来要过河拆桥，那也得等真正过了河之后才能说拆桥的事情，哪能在还没过河的时候就公开议论这种事情呢！
就这样，在整个五月中下旬，崇祯皇帝强压着期待与激动的心情，既没有放出准备派设文官接收沈阳城的风声，更没有透露出一丝一毫战后要停征辽饷、调兵入关的消息。
对于派设文官，比如恢复辽东巡抚、巡按的设置之类的，崇祯皇帝原本就没有太多兴趣。
一来，他对京师朝堂文官们的恶感正在与日俱增，越来越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迂腐而无用，而且对自己并不忠诚。
二来，辽东从洪武年间至今，绝大多数时间实行的都是卫所制度，本就很少有派设文官去治理，特别这几十年来战火不断、兵连祸结，短时间内也没有设置州县的条件。
另外停征辽饷一事，崇祯皇帝虽然不止一次在朝堂上说过将来平定辽东之后就会停征辽饷，甚至在之前的罪己诏里，也一再向天下人承诺这一点。
但是，真到了平定辽东、指日可待的时候，至少从崇祯十六年四月以来，他却没有再公开提及过一次。
朝廷财政本就已经入不敷出，处在崩溃的边缘了，正是因为有辽饷、剿饷、练饷的推行，如今才能多少收上来一些田赋、税银，真要是突然一下子罢了辽饷，江南士绅固然会立刻欢呼皇帝圣明，可是朝廷财政可能立刻就得崩溃。
所以，对于停征辽饷，崇祯皇帝心里是很纠结的，想停征，可是又不敢停征，并由此对于洪承畴、祖大寿、杨振他们即将收复沈阳城一事，也开始患得患失起来了。
高兴归高兴，毕竟凭借收复辽沈，平定辽东一事，崇祯皇帝足以告慰太庙，足以证明自己未失天命。
但是高兴之后呢？
要不要封赏有功的大臣和大将，如何封赏有功的大臣与大将？
而且除了封赏有数的几个文臣与大将之外，要不要犒赏其他参战的数以万计的将士，以及拿什么封赏辽东数以万计的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士？
等到六月初，收复沈阳城的确切消息以及洪承畴、杨振等人的正式捷报被送到京师之后，崇祯皇帝心中这种时隐时现的喜忧参半的心情彻底浮出了水面。
一方面，驱除东虏，收复辽沈，崇祯皇帝继位以为的这一夙愿终于实现，他当然是高兴极了。
六月里得报之后，接连几日上朝，崇祯皇帝都是喜逐颜开，哪怕是湖广方面仍旧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他也十分少见的可以从容面对，而没再一次次大发雷霆。
但是另一方面，如何封赏洪承畴、祖大寿、杨振等人以及其他有功将士的问题，开始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给钱给银子重赏，不可能。
因为眼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朝廷去年的税银已经支出，但是今年的夏秋两税还没影呢。
朝廷根本拿不出多少银子犒赏奖励辽东大军的平辽之功，哪怕是借此机会补足辽东各路人马的历年“欠饷”都做不到。
朝廷到底欠了辽东各路人马多少饷银，崇祯皇帝根本就不敢去面对，因为历年来光是朝廷亏欠杨振所部人马的饷银，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
算上祖大寿麾下各部人马的，再算上洪承畴麾下各部人马和杨国柱麾下宣府镇的，恐怕把崇祯十六年夏秋两税都填进去，也未必能够补齐历年积欠。
所以“拿钱赏功”这个想法，根本行不通。
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兑现十几年前崇祯皇帝自己金口玉言许下的承诺了，也就是那句着名的“复辽，朕不吝封侯赏”的承诺。
这个旨意，虽然一开始是对袁崇焕说的，但是袁崇焕被杀后，崇祯皇帝从未收回这道旨意，并且常常以类似的金口玉言激励那些赶赴辽东效力的文臣武将。
这一世，不论是洪承畴，还是杨振，在他们入朝觐见的时候，崇祯皇帝都曾对他们有过同样的激励之语和巨大期许。
现在，真的“复辽”了，怎么办？
早在六月初，崇祯皇帝就将来自蓟辽督师洪承畴、锦义伯祖大寿、金海伯杨振的几封捷报转回给内阁，并命内阁首辅周延儒领着内阁、兵部、户部、吏部、礼部等官员们，研拟封赏的事宜，但是内阁对于如何封赏争议不下。
就这样，从六月初争论到六月中，几易其稿，至六月十一日，方才拿出了朝堂各方同意的封赏方案。
其中最核心的是，洪承畴封南安伯，加封祖大寿为太子太师，杨国柱为太子太傅，杨振为太子太保，并以祖大寿、杨振麾下各协总兵，加镇守总兵衔，分镇辽沈各处大城要地，同时以地辽沈各处田产房屋抚恤和赏赐祖大寿、杨振麾下各部有功将士。
这是内阁对于封赏问题提出的建议。
总而言之，就是希望朝廷不出一分钱，就把这个事情给办下来。
至于封赏以后各部人马的后续安排，即班师入关的问题，内阁更是赤裸裸地迎合了崇祯皇帝的意思。
一方面，主张恢复辽东巡抚的设置，并将辽东巡抚衙署迁至沈阳城，以辽东巡抚节制辽沈各路人马。
另一方面，主张将洪承畴、杨国柱所率全部人马撤回关内，并以洪承畴兼任南京兵部尚书，总制南直、湖广、河南、四川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直接接替剿贼不力的侯恂，督师湖广，全力剿贼。
至于杨振、祖大寿麾下各部人马，内阁拿出的方案则是建议崇祯皇帝明发圣旨，嘉奖之余，命他们调遣人马分镇辽东各地的同时，尽快抽调精锐主力南下入关平乱。
就在六月十一日，内阁草拟的封赏方案呈了上去，但是很快，就被崇祯皇帝命司礼监打回了内阁在文华殿内的办事处。
不因为仅崇祯皇帝对这一版的封赏方案不满意，甚至包括居中经手或者得知消息的司礼监各位大太监，也都不满意这个方案。
对崇祯皇帝来说，官军收复辽东，是他继位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他虽然拿不出多少银子，也不太舍得给洪、祖、杨等人太高的封爵，但他特别希望内阁和六部能够牵头大张旗鼓，把这件事情办得风风光光，最好是办得天下皆知。
首先一点，绝不能让天下人再说他苛待功臣，毕竟类似这样的社稷军功，几十年来都没有过了，不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赏，实在说不过去。
另外一点，既要惠而不费，又要大操大办，可以不给赏银，但是各种仪式，包括祭祀天地祖宗，大赦天下，都要搞起来，要让全天下都知道辽东平定了，天下太平指日可待。
崇祯皇帝在打回内阁封赏方案的同时，派人传达的这番口谕，尤其是后一条要求，可把内阁大臣们给难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