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俊铖长长出了口气，这次的考察让他模模糊糊有了一种感觉，这个时空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很可能就会发生在中华这片土地上不远的将来，甚至是他在世之时。
工业革命不单单是工业的革命，也不是一两个技术的革命，而是一整个社会的变革，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带来的社会整体性的结构变化，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然后再在某个或多个关键技术的突破下，进一步的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然后由此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彻底变革。
历史上的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夕，其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就已经是长期且持续性的进步，社会结构也在逐步重构之中，典型的就是市民阶层的崛起和资本主义新贵族取代旧地主贵族。直到改良蒸汽机的大规模运用，推动工业领域的大规模生产，生产力有了飞跃式的提高，旧有的生产模式彻底被打垮抛弃，旧的社会形态也自然被新的社会形态完全取代。
相反，社会形态没有重构到一定程度，即便拥有了新的技术，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工业革命，历史上的中华就是如此，自满清洋务运动以来，一直到民国时期，引入的先进技术并不少，但整个社会形态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到头来还是老样子。
只有从土地革命开始，到抗日敌后根据地建设，再到建国后三大改造，一系列对旧有社会的改造和重构的积累下，才有了中华的全面工业化基础，即便是逃到岛上的伪政权，其工业化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对岛上的“土改”的基础上。
工业革命有其偶然性，但同样也有其必然性，幻想着发明一两个技术、天降一些科技，就能引来一场工业革命，是只看到了其中的偶然性，却完全忽略了最为关键的必然性因素，说到底还是一种机械降神的幼稚想法。
而如今红营治下的社会，就已经开始在积累着这些“必然性”的因素，整个社会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着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变革和重构，积累起肥沃的土壤，当日后某个关键技术突破和运用之时，便是一场爆发式的变革，而这，就将是这个时空里的“工业革命”。
“只是如今......还只是个苗头而已......”侯俊铖低声念了一句，微笑着摇了摇头，将这些未来之事从脑子里甩掉，又回到了眼前的事情上：“就我这次考察的村庄来看，虽然都建立起了大大小小的互助组，而且各有不同的形式，但总体而言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简单的劳动互助，主要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一边是秋收、夏收之类的农忙时期，临时组成互助组互相帮忙。第二种则是常年的互助组，这一类已经开始简单的实行农业和副业的互助结合，有某些简单的生产计划和技术分工，有些互助组还逐步将原来各村的合作社的公有农具和牲畜合并使用，并且以互助组为单位积累了一定的公有财产。”
“第三种，则是规模最大的互助组，几个村子联合一起，本村的合作社完全合并入互助组之中，形成互助社，以村委和合作社选举的形式，民主选拔管理人员，不仅具有上两类互助组的特点，还往往会在农业生产之外，自营或与城市工坊联合搞公私合营，发展工业，初步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工业化和集体化。”
侯俊铖将之前考察的记录摆在桌上，手指点在上面：“由此可以看出，在我们红营治下的村寨之中，百姓群众不仅已经开始抛弃原本小农自耕自种的经济模式，还开始向着联合化、集体化生产发展，也开始寻求和探索农村的工业化发展，小宋庄和那王东家谈合作、引入工坊搞公私合营的事，并不是孤立，而是在我们红营治下，至少在金陵附近，乃至整个江南普遍存在的现象。”
“江南自古繁荣、经济发达，而且作为旧社会根深蒂固的地区，也是我们搞社会改造投入资源和人力、精力最多的地区......”牛德东看着那些记录和表格，分析道：“所以社会的重构和经济模式的变革，优先在江南地区发展，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江南最先搞起互助社和集体化，其实和当年吉安地区最先产生新地主和入城潮的社会现象，是一个原因。”
“说的正是！”侯俊铖点点头，继续说道：“所以我们和当年一样，既然新的社会形态已经产生、新的社会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自然就要进行深刻的改革，在社会形态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上，我们只要稍微停一步，立马就会变成落后和阻碍的一面，由原本相对先进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变成落后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进步，自然就会引发一系列乱七八糟的问题。”
“由先进变为落后、进步变成拖后腿......”牛德东抽过顾炎武送来的那些稿件：“这倒是和亭林先生的草稿上所说的事差不多，原本相对进步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形态的变化下变成了落后的一方。”
“不仅是大学堂里的问题，之前大宋庄小宋庄的争水械斗，其实根源上也是来自于这个问题，原本相对先进的生产关系，已经转化为束缚和阻碍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侯俊铖拍了拍桌上的那些记录：“其实我这次考察的各个村寨之中的互助组和互助社，它们的产生，本身也是因为我们原有的合作社制度，已经不满足群众百姓们的发展需求，所以群众百姓和我们基层的组织，便自发的开始探索调整和改进生产关系，因此才产生了这些互助组、互助社这类的组织。”
侯俊铖忽然笑出了声，朝着牛德东满脸笑容的说道：“你知道这次考察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就是这一点，我们的群众百姓，我们的基层组织，不再是被动的接受我们的政策和引导，而是主动的去发挥主观能动性，反倒走到了我们的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