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刚过，银杏巷的清晨总带着层薄霜。陈爷爷在画室里裱画，沈曼坐在旁边的藤椅上，给刚腌好的腊梅换瓶。玻璃瓶里的花苞鼓鼓的，香气混着画室里的松香，像揉碎了的时光。“1977年腌过同样的腊梅，”她数着花苞的数量，“想寄给你，又怕路远冻坏了。”
陈爷爷放下手里的浆糊刷，从画柜深处抽出个青花瓷瓶。瓶里插着束干枯的腊梅，枝桠依旧保持着绽放的姿态。“1978年收的，”他指着瓶底的落款，“特意托人从你老家带的花种，在院子里种了十年才开花。”沈曼把新腌的腊梅放在瓷瓶旁边，新旧两束花在晨光里相映，像两个时空的春天在此重逢。
陈念在社区的“老物件修复展”上，看到台老式缝纫机。机身的漆皮已经斑驳，踏板上却一尘不染，旁边的说明牌写着：“1980年，银杏巷居民陈念安捐赠，曾为邻里缝补衣物数百件。”她忽然想起沈曼的衣柜里，有件1982年的棉布衬衫，袖口缝着精致的补丁，针脚和这台缝纫机的走线一模一样。“奶奶你看！”她拍下缝纫机的照片，“爷爷当年用这台机子，说不定给你缝补过衣服呢！”
林深翻出母亲的旧衣物箱，果然找到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补丁的布料和陈爷爷捐赠的缝纫机说明书上的样品不一致。“妈总说这件褂子耐穿，”他摸着补丁上细密的针脚，“原来这耐穿的背后，藏着这样的牵挂。”沈曼把两件打了补丁的衣服并排挂在衣架上，阳光透过布纹照进来，补丁处的光线格外柔和，像岁月特意留下的温柔印记。
小寒那天，他们去参加“银杏桥”的周年庆典。桥头的铜钟敲响时，陈爷爷牵着沈曼的手，慢慢走过桥面。走到中央的观景台时，沈曼忽然停住脚步，指着栏杆上的一处刻痕笑：“你看，有人刻了片银杏叶。”那刻痕新鲜，旁边还刻着行小字：“愿如他们，相守白头。”林深认出这是社区里那对年轻情侣刻的，他们总说要以陈爷爷和沈曼为榜样。
庆典上播放了当年的专题片片段，当镜头里的陈爷爷说“别慌，我会等”时，台下响起自发的掌声。沈曼看着屏幕里年轻时的自己，忽然转头对陈爷爷说：“当年要是听见这句话，我肯定会跑着来找你。”陈爷爷握紧她的手，两枚银杏叶胸针在冬阳里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像句迟到的应答。
大寒前夜，下起了当年那场洪水以来最大的雪。他们围在炭盆边，听陈爷爷讲年轻时画素描的故事。“总在速写本里留最后一页，”他翻到最近的一页，画着沈曼在窗边缝衣服的背影，“想着等你来了，画满我们的往后。”沈曼从针线篮里拿出块红布，正在绣一对依偎的银杏叶：“我也留着最后一块布，想绣成我们的样子。”
雪停后，院子里的银杏枝被雪压得低垂。林深和陈念扫出条通往巷口的路，陈爷爷扶着沈曼站在门口看雪。红裙子的一角从厚棉袄里露出来，在白雪里像朵倔强的花。“当年总梦见这样的场景，”沈曼呵出一团白气，“你站在雪地里等我，手里捧着热乎的烤红薯。”陈爷爷转身回屋，很快端来两个烤红薯，焦香的热气里，他轻声说：“现在不光有烤红薯，还有我。”
立春前的最后一个集日，他们去了城郊的年货市场。陈爷爷给沈曼买了支红绒花，别在她的白发上；沈曼给陈爷爷挑了顶新棉帽，衬得他气色红润。路过卖年画的摊位时，沈曼指着一幅“银杏双寿”图笑：“买这个吧，像我们。”画里的银杏树下，两位老人并肩而坐，膝下围着满堂儿孙，正是他们此刻的光景。
回家的路上，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沈曼忽然想起什么，从布包里拿出个小盒子，里面是枚新做的银杏叶胸针，背面刻着“安”字。“给你的新年礼物，”她把胸针别在陈爷爷的新棉帽上，“以前的那枚旧了，该换个新的陪你。”陈爷爷也从口袋里掏出个盒子，里面是支银质发簪，簪头是片银杏叶：“我也给你备了，以后梳头发能用。”
大年初一的清晨，林深在堂屋挂上新买的全家福。照片里，陈爷爷和沈曼坐在中间，胸前的新胸针闪着光，林深和陈念站在身后，手里各举着片刚捡的银杏叶。相框的边缘刻着圈银杏花纹，与那对铁皮盒、搪瓷杯上的纹路遥相呼应，像给这段跨越半世纪的故事，镶上了圆满的边框。
沈曼给陈爷爷沏了杯新茶，看着窗外融雪的银杏枝桠，忽然说：“等开春，我们去老渡口看看吧，当年的芦苇荡该发芽了。”陈爷爷握着她的手，杯沿的热气模糊了他们的笑容：“好啊，再去银杏巷的老银杏树下，捡片最圆的叶子做书签，补全当年没完成的约定。”
阳光漫过窗棂，落在全家福上，照片里每个人的笑都带着暖意。岁月这条河，曾让他们隔着洪流相望，如今终于风平浪静，能让他们并肩坐在暖阳里，看两岸的银杏年年常绿，听时光的流水缓缓向前，再无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