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雨细如愁，湿了草北屯新绿的柳枝。曹大林披着蓑衣，蹲在父亲坟前，手里的纸钱燃起幽蓝的火苗，在雨雾中明明灭灭。石碑上“曹德海之墓——一个山里人”几个字被雨水冲刷得发亮，像是刚刻上去一般。
“爹，合作社一切都好。”他低声说着，像是汇报工作，“去年分红比前年多了两成，‘山海一号’通过了欧盟有机认证，能出口欧洲了...小守山期末考了第一名，老师说这孩子聪明，像您...”
话没说完，喉咙就哽住了。父亲走了三个月，曹大林总觉得心里空了一块。开会时下意识看向主位，吃饭时多摆一双筷子，夜里听见咳嗽声会惊醒...可那个位置总是空的，那双筷子总是凉的，那咳嗽声只是风过屋檐的呜咽。
纸钱燃尽了，灰烬在雨水中打着旋儿沉下去。曹大林站起身，腿有些麻，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被身后伸来的一只手扶住了。
是吴炮手。老猎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提着个竹篮，里面装着几个青团、一壶酒。
“我来陪你爹说说话。”吴炮手的声音沙哑，“你先回去吧，合作社今天不是要开春耕会吗？”
曹大林点点头，走出几步又回头。雨幕中，吴炮手蹲在坟前，背影佝偻得像棵老树。两个老人斗了一辈子嘴，却是最知心的朋友。如今一个在土里，一个在土上，隔着墓碑说话。
回到合作社，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主位空着，没人去坐——那是曹德海的位置，虽然人不在了，但大家心里还给他留着。
曹大林在旁边的位置坐下，清了清嗓子：“开会吧。”
春耕会是大事。山海联盟如今有十二个屯子、三千多户、上万亩地，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关系到一整年的收成。往年都是曹德海主持，老人心里有本账，哪块地肥，哪块地瘦，哪个品种耐寒，哪个品种抗病...清清楚楚。
今年没了主心骨，会开得有些乱。各屯都想多种值钱的作物，争肥料、争水源、争技术员...吵吵嚷嚷，像一锅沸水。
王经理拿着计算器噼里啪啦地算：“按市场需求，人参、蓝莓、木耳都得扩种，可咱们的耕地就这么多...”
“那就开荒！”黑水屯的李卫国——李大山的儿子，如今是黑水屯合作社的负责人——年轻气盛，“北坡还有几百亩荒地，开出来种蓝莓，一亩能挣两千！”
“不能开荒。”曲小梅立刻反对，“曹叔生前说过，要保护生态，林地一寸不能动。”
“人都没了，还守着老规矩？”有人小声嘀咕。
会议室瞬间安静了。所有人都看向曹大林。
曹大林没说话，起身走到窗前。雨还在下，远处的北山笼罩在雨雾中，朦朦胧胧的。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山...海...”
“不开了。”他转过身，声音不大，但很坚定，“爹定下的规矩，不能破。地不够，咱们想办法提高单产，搞立体种植，搞林下经济...办法总比困难多。”
会散了，人走了，会议室里只剩下曹大林和曲小梅。雨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单调的声响。
“曹哥，”曲小梅轻声说，“我知道你难。曹叔走了，大家都看着你，你得扛起来。”
曹大林苦笑着摇摇头：“我哪有爹那两下子。他就像...就像定海神针，有他在，大家心里踏实。现在针没了，海就晃荡。”
“可针还在啊。”曲小梅走到墙边，指着那幅山海联盟地图，“曹叔把根扎在这儿了，扎在每个人心里了。你看，”她的手指划过那些红线，“从草北屯到青海湖，从渤海湾到长白山...这些都是曹叔留下的。只要这些线还在，针就还在。”
曹大林看着地图，那些红线像血脉，连接着山川湖海，连接着人心。他忽然明白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山连山，水连水，人心连人心。”
春耕开始了。没有开荒，但办法确实想出来了。曲小梅带着技术团队，搞起了“立体种植”——蓝莓树下种蘑菇，人参地里套种矮秆豆类，海带养殖区混养海参...一块地当两块用，效益反而提高了。
更让人惊喜的是小守山。孩子九岁了，放学后就往试验田跑，跟着曲小梅学技术。他眼尖，心思细，有次发现蓝莓叶子发黄，大人们都没在意，他却坚持要检测土壤。一查，果然是缺铁。及时补救，救了一片蓝莓园。
“这孩子，”吴炮手摸着孩子的头，“有他爷爷的灵气。”
谷雨那天，合作社收到一封特殊的信。是从台湾寄来的，繁体字，竖排版，信封已经磨损，像是辗转了很久。
信是一位叫林文渊的老人写的。他说自己是1949年随军去台湾的东北人，老家就在草北屯隔壁的靠山屯。在台湾的报纸上看到山海联盟的报道，看到了曹德海的名字。
“德海吾弟，”信里写道，“如果我没记错，你应该是曹老叔的儿子。我与你父亲同龄，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1948年秋，我离家时，你父亲送我到村口，塞给我两个烤土豆，说‘路上吃’。这一别，就是四十五年...”
信很长，写了六页纸。写对故乡的思念，写在台湾的艰辛，写梦里常回长白山，醒来枕巾湿一片。最后，老人说想回家看看，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亲人，不知道家乡变成什么样了。
曹大林看完信，心里沉甸甸的。他问吴炮手：“吴叔，您认识这个林文渊吗？”
吴炮手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又看，突然一拍大腿：“林文渊！我想起来了！靠山屯林老四的大儿子！1948年走的，说是去当兵，后来就没信了！他爹临死前还念叨呢...”
“他还活着，”曹大林说，“想回家。”
这事很快传开了。靠山屯的老人们都记得林家那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写得一手好字，会吹笛子。他走时十九岁，现在该六十四了。
“接他回来！”靠山屯的老支书拍板，“不管他在台湾混得好不好，都是咱们的人！”
但问题来了：怎么接？台湾那边还没开放探亲，手续复杂，费用也高。而且林文渊信里说，他在台湾过得并不好，退伍后开个小杂货铺，勉强糊口，恐怕出不起路费。
“联盟出钱。”曹大林说，“爹生前常说，走散的亲人，能找回来一个是一个。”
王经理算了笔账：从台湾经香港到大陆，再转车到东北，来回机票、食宿，加上办手续的费用，差不多要一万块钱。在1993年，这不是小数目。
“从公积金里出。”曹大林很坚决，“钱可以再挣，人错过就没了。”
手续办得很慢。两岸刚刚开始民间往来，一切都在摸索中。信寄去了，回信要等一个月；材料准备了，审核要等两个月...眼看春天就要过去，夏天来了。
六月，荔枝红了的时候，终于有了消息：林文渊可以回来了，七月初到香港，再从深圳入境。
曹大林决定亲自去接。他带着靠山屯林家的一个侄子——林文渊的堂弟林文山，五十多岁，老实巴交的庄稼汉。
出发前夜，春桃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掉眼泪：“大林，你去那么远...小心点。”
“没事，”曹大林安慰妻子，“就是接个人，接了就回来。”
“我...我梦见爹了，”春桃抹着眼泪，“爹说，让你把事办好，别丢山里人的脸。”
曹大林心里一酸，抱了抱妻子：“放心吧。”
从草北屯到深圳，火车要坐三天三夜。林文山没出过远门，一路紧张得很，紧紧抱着个布包，里面装着家乡的土特产：蘑菇、木耳、人参片...
“大林哥，”他小声问，“我哥...还能认出我吗？我走时他才八岁，现在...”
“血浓于水，”曹大林说，“见了面，自然就认得了。”
到深圳时是七月的一个下午，热得像蒸笼。罗湖口岸人山人海，都是从香港过来的探亲客。曹大林举着个纸牌，上面写着“接靠山屯林文渊”。
等了两个多小时，人流中终于出现一个特殊的身影——个清瘦的老人，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提个旧皮箱，走得很慢，边走边张望，眼神迷茫又急切。
他看见了纸牌，愣住了，慢慢走过来。曹大林也看见了他——虽然老了，但眉眼间能看出东北人的轮廓，高颧骨，单眼皮，嘴唇紧抿着，像在压抑着什么。
“您是...林文渊先生？”曹大林问。
老人点点头，张了张嘴，没说出话，眼泪先流下来了。他用袖子擦擦眼睛，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全家福，一对中年夫妇和三个孩子。
“这...这是我爹娘，”他指着照片，“这是我小弟文山...你...你是？”
林文山早已哭得说不出话，只是扑上去抱住哥哥，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两个老人抱在一起，一个西装革履，一个穿着土布褂子；一个普通话带着台湾腔，一个满口东北土话...但那一刻，他们只是失散了四十五年的兄弟。
周围的人都看过来，有人抹眼泪，有人鼓掌。曹大林站在一旁，也红了眼眶。
回程的火车上，林文渊一直看着窗外。从南方的稻田看到北方的麦田，从丘陵看到平原，看到东北的黑土地时，他再也忍不住，趴在车窗上哭了。
“变了...都变了...”他喃喃自语，“我走时，这儿都是荒地，现在...现在都是庄稼...”
“哥，”林文山握着他的手，“到家了，都好了。”
火车抵达县城时，是凌晨四点。天还没亮，但站台上灯火通明，挤满了人——靠山屯的全村人都来了，举着横幅：“欢迎林文渊回家！”
老人一下车，就被乡亲们围住了。这个叫“文渊哥”，那个叫“大侄子”，七嘴八舌，又哭又笑。有人递上热乎乎的玉米饼子，有人送来新做的棉袄...
林文渊只是流泪，一个劲儿地点头，说不出话。
回到靠山屯，村口的老槐树下已经摆开了流水席。全屯人坐在一起，欢迎游子归乡。菜都是家乡味：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酸菜白肉、粘豆包...
老人挨桌敬酒，每到一桌，都有说不完的话。说起谁家的爹娘已经不在了，说起谁家的孩子如今当了爹娘，说起这四十五年的空白，又说起未来的日子...
“文渊啊，”老支书拍着他的肩，“回来了就别走了。咱们靠山屯现在好了，加入山海联盟，种人参，种木耳，一年能挣好几千。你在台湾的铺子...关了算了，回来，咱们养你！”
林文渊摇摇头：“铺子不开了，但我还得回去一趟——把老伴的骨灰带回来。她是福建人，跟我受苦一辈子，临死前说想看看东北的黑土地...我得让她如愿。”
这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许久，曹大林说：“林叔，等您把婶子接回来，咱们给她找块好地方，面朝长白山，春暖花开。”
老人在靠山屯住了半个月，每天在村里转悠，看哪儿都新鲜。他去看合作社的加工车间，看新修的小学，看家家户户的电视机、洗衣机...看得啧啧称奇。
“真好啊，”他常念叨，“要是爹娘能看见，该多好...”
临走回台湾前，他特意去了草北屯，去了曹德海的坟前。老人恭恭敬敬地上了三炷香，深深鞠了三个躬。
“德海兄弟，”他对着墓碑说，“我回来了，你却不在了。但你的儿子、你的孙子，把你的事做得很好。咱们东北人...有根，走到哪儿都忘不了根。你放心，我会把老伴带回来，我们会在这儿...落叶归根。”
秋风起时，林文渊再次回来了。这次，他抱着个青花瓷的骨灰坛。靠山屯的乡亲们在北山选了块向阳的坡地，把老人安葬了。墓碑上刻着：“林门陈氏之墓——福建女儿，东北媳妇”。
下葬那天，林文渊在坟前坐了很久。夕阳西下时，他轻轻说：“老伴，咱们到家了。你看，这就是长白山，这就是黑土地...咱们，不走了。”
他真的不走了。在靠山屯住了下来，把台湾的铺子卖了，钱捐给了合作社的小学。老人识字，会算账，主动要求当合作社的会计，不要工资，管饭就行。
“我得干点活，”他说，“不能白吃饭。四十五年没给家乡出力，现在补上。”
小守山常去找他，听他讲台湾的故事，讲海峡那边的风土人情。老人也跟孩子学拼音，学简体字，学合作社的新技术。
有天，孩子问：“林爷爷，您想台湾吗？”
老人想了想：“想，也不想。台湾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回忆。但这里...是我的根。人老了，就想归根。”
转眼到了冬天。第一场雪落下时，合作社开了年终总结会。林文渊作为新成员列席，听得认真，记得仔细。
会上，曹大林宣布了一个决定：设立“山海归乡基金”，专门帮助像林文渊这样的游子返乡——提供路费，安排工作，帮助安家。
“爹生前常说，”曹大林说，“山是根，海是路。走出去的，是路；走回来的，是根。咱们得让想回来的人，回得来，住得下，过得好。”
掌声中，林文渊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老人没说话，但眼泪说明了一切。
散会后，曹大林独自去了北山。父亲的坟上已经积了层薄雪，那株奇特的植物谢了花，结了籽。他蹲下身，轻轻拂去石碑上的雪。
“爹，”他轻声说，“您看见了吗？走散的人，回来了。您说的对，山连山，水连水，人心...终会相连。”
山风呼啸，卷起雪沫，像是在回应。
山下，草北屯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温暖了寒冷的冬夜。更远处，靠山屯、黑水屯、渔村...星星点点，连成一片。
那是根，是家，是游子归来的方向。
春归何处？归于此山，归于此水，归于此心。
而心之所向，便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