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男人死了三个月，粮也跟着死了吗？”
军属院门前，周氏把一张旧凭照拍在桌上。
凭照边角已经磨白，中间的官印却还清楚。她丈夫周大勇死在汉阳战线上，军籍在阵亡名册里，依现行旧例，妻属每月应领一份口粮。
院里的胥吏只看了一眼。
“账上月月都发。你家有人代领，回去问自家亲戚。”
“哪个亲戚？”
“里长家的周三，也姓周。”
“他两年前就迁走了！”
胥吏把凭照往外一推。
“那是你们族里的事。官仓有真印、有手印，不能凭你一句没拿到就再发一遍。”
唐婉赶到时，周氏还站在门口。她身后已有七名军属，人人手里拿着凭照，有人欠一个月，有人欠两个月，也有人说粮领到了，斤两却总比账上少。
唐婉没有先许诺补多少。
她让人把现行应发条文抄到门外，逐项核阵亡日期、妻属身份、起发月份和中止条件。
“这是阵亡军士妻属月粮的旧制，不是凡有军人亲属便终身领粮。”她对众人道，“先把应发边界核清。该发多少，一笔不少；不在条文里的，也不能为平众怒随口添。”
贺文正带审计员进院，第一件事便是找三本账。
军籍写周大勇何日阵亡。
仓账写哪月出粮、出多少、由谁经手。
家属簿写谁亲领、谁代领、回执如何送达。
三本账并排放下，印都是真的。
军籍记周大勇三个月前阵亡。仓账却从次月起连记三笔“已领”，每笔都是周三代领。家属簿上的住址还是周氏的旧屋，第一笔回执写已送达，后两笔只盖了院里收讫章。
“你搬过家？”贺文正问。
“没有。”
“认不认识周三？”
“同姓，不同族。他替里长跑过腿，后来全家去了东庄。”
审计员随即查迁籍簿。
周三确实在两年前迁出，迁籍手续由同一名胥吏经办。也就是说，胥吏不但有机会知道此人已经不在，还在两年后让他连续三次代领。
胥吏脸色发白。
“也许是另一个周三。”
“那就把另一个人的籍贯、年岁和授权拿来。”唐婉说，“现在只标无法对应，不先标你贪了粮。”
院门外的人群却不肯等。
有人喊立刻杖毙胥吏，有人说院里所有官都该抄家。周氏也气得发抖，却没有跟着喊。
“我只问粮去了哪。”
这句话让唐婉抬起头。
“先回答她。”
仓库当日出粮有总秤记录。审计员翻到对应三天，发现第一天总量能对上，后两天却比各户分项少了整整四石。仓门出入簿又记着一辆没有户名的车，每次都由上级账房持条放行。
地方主官很快带人赶来。
“军粮账涉及前线调度，不能在院门外摊给百姓看。”
“我们只摊军属应领和实领。”唐婉道。
“也在军粮账里。”
“那就遮住无关军情，相关页继续核。”
主官伸手要收账，称应送回府衙封存。唐婉没有同他抢原簿，只让三组书记同时抄下争议页。一份送审计署，一份封进军属院，一份交由两名军属代表和一名无涉仓官共同看守。
原簿仍由原保管人封箱，封条上多了六个见证签押。
“你这是防我？”主官问。
“防任何一份账在路上只剩一种说法。”
举报院里做假账的年轻书吏被转到另一处值房，他的姓名不贴在门外，住处也由内务护卫看守。地方官当众斥责唐婉破坏体面，双方再无转圜余地。
可周氏今日还没拿到粮。
三个月里，首月究竟从丈夫阵亡当日还是次月整月起算，条文解释有争议。后两个月却没有争议：军籍有效，周氏仍在原址，没有合法代领授权，粮也未到她手中。
唐婉先令补发两个月。
仓吏称涉案仓账已封，不能再动。
贺文正只冻结涉及代领和无名车的账页，没有封整座仓。他另开救急出粮单，写明两月最低无争议欠额，当众复秤，再由周氏亲自确认袋数和重量。
回执上特意添了一句。
此回执只证明两月粮已经交到周氏手中，不证明任何经手人有罪，也不表示周氏放弃其余月份与差额申诉。
周氏听人念完，才按下手印。
另外七户也按同样办法核。能确认的先补，尚有身份或月份争议的先发七日救急粮，不让家属靠挨饿逼出一个仓促结论。
院门外听到消息，又来了二十多户。
贺文正没有把人全塞进同一张“克扣名册”。他按问题先分四类：账记已领而本人未领，实际领到却短斤少两，代领人身份有争议，凭照本身与军籍对不上。
第一类最像周氏的案子，却也不是每户都相同。
一名老妇说两个月未领，仓账上的代领者竟是她亲儿子。儿子被叫来后拿出药铺单据，证明他确实领粮换药，老妇只是病中不记得。审计员核了粮袋重量和药钱，没有把这户硬算进侵吞。
另一名妇人说从未按过手印，家属簿上却有一枚完整指印。她右手食指幼时受伤，指纹只剩半边；账上的印显然来自别人。假印的嫌疑成立，却仍须查是谁按、谁验、粮去了哪里。
还有一户真的由叔父代领，可授权只写一次，院里却沿用半年。前三个月粮交到本人手中，后三个月叔父离乡后仍继续“代领”。同一个真授权，过期以后便成了截粮的外壳。
贺文正把这三户贴在三账样表旁。
“不是发现一个假代领，就把所有代领都当假。也不是见过一次真授权，往后每月都不再核。”
抽到第二十七户时，规律渐渐出现。
凡由本人亲领的，短秤虽有，却少有整月消失。凡经里长或院中账房指定代领的，缺额明显更多。那辆无名车出现的日子，恰与代领户集中记账的日子重合。
这只能证明应扩大调查范围，不能证明所有里长都参与。审计组于是只调取同日车簿、代领授权和出仓总秤，不把全城军属的私人家事都抄走。
年轻书吏在保护值房里交出一份草稿。
草稿是上级账房让他重抄的月表。原表把代领户逐户列出，新表却合并成“军属支用”，少了姓名和住址。书吏说自己曾问过，得到的回答是军情紧急，细账以后补。
“你为何现在才说？”调查官问。
“前一个问账的人，被调去最远的驿站。家里还被人砸了窗。”
唐婉没有许诺他永远无事，只把砸窗时间、调任文书和可能见证分别记下。保护值房的出入也改成双人登记，防止所谓保护最后变成无人知道他被带去了哪里。
地方主官又派人送来口信，称若审计署继续鼓动军属聚集，城中各院可能停发，免得再生混乱。
唐婉把口信原样贴到院内。
“谁停哪一仓、依据什么、会影响多少人，都请写名。没有书面命令，照常发粮。”
院中仓官原想观望，见门外二十多户都盯着配给表，只能继续开仓。调查第一次没有靠封死全部业务来显示强硬。
周氏也没有因率先申诉便被捧成永不会错的人。
她替一名老妇复秤时，把旧制中的一斗看成新量器的一斗，差了半升。审计员当场指出，她重新算过，把错误和更正都留在纸上。
“我算错也写？”周氏问。
“当然写。”贺文正道，“请你来，是多一双能复核的眼睛，不是换一枚不会错的印。”
周氏点头，把更正处按了自己的指印。
围观的妇人没有因此轻视她，反而第一次看见，算错不等于不许再碰公账，关键是错误能被指出、能被改回去。
讯问随后分三处进行。
胥吏承认他填了周三的名字，却说代领条来自院里账房。他每户只截下一小斗，剩下的随无名车送走。
仓吏拿出放行条，条上有上级账房的真签。
上级账房则说那是为前线紧急挪粮，军属缺额以后会补。可他的私人往来簿里出现了同日的粮价折银，收款人是一家与主官亲属有关的粮店。
线索上移了。
唐婉没有宣布粮店就是最终受益者。放行条、车夫口供、粮店入库和银钱流向仍要逐项接合。胥吏截留小斗是他的行为，也不能因为大额另有去处便一笔免掉。
地方主官要求先把胥吏交出去示众。
“民怨沸腾，总要有人负责。”
“他会负责他做过的部分。”唐婉说，“但你想让他一个人吞下那辆车，不行。”
涉案账房的相关页和无名车凭条被冻结，正常军属发粮继续。经手人得到一份涉及自己的记录抄件，可以在三日内申辩，也可以指认授权来源。
这样一来，案子没有当日结案，军属院也没有因查案停粮。
周氏领完粮，没有立刻离开。
她借审计员的算盘，把自己凭照上的月数又算了一遍，指出补发单少算了一次折耗补足。审计员复核后发现她是对的：仓库按标准袋出粮，旧例规定短秤须补，而他们只核了袋数。
“你识字？”贺文正问。
“只认几个。男人出征前教我打算盘，说别让人拿一串数糊弄。”
唐婉把补足重量添进回执，又问她愿不愿意在其余军属领粮时帮忙复秤。不是做证人换粮，也不是因受过欺负便天然可靠，每一笔仍须两人复核。
周氏看了看身后那些妇人。
“给工钱吗？”
“给，按日记。”
“那我来。”
消息传到院外，立刻有人反对妇人碰公账。也有人问，既然军属能复秤算粮，女子为何不能正经学字、学算。
一桩欠粮案没有给出答案，却把争议推到了更大的门前。
贺文正当天定下三日复核场。
军属可以带凭照来，仓方必须带对应出粮页和代领授权。每次复核至少有一名军属代表、一名无涉仓官和一名审计员在场。谁提供新线索，先给收件回执，不要求当众说出全部家事。
周氏提出，许多妇人认得袋数和斗数，却看不懂姓名与月份。唐婉让人先开短课，只教凭照上的姓名、日期、数量和回执，不借机宣称几日便能培养成官员。
地方士绅已在外面讥讽“牝鸡理账”。院内几名老军属也担心学字会惹事。周氏把刚领到的粮袋往桌上一放。
“不学，账上三个月都吃饱了，我家锅里还是空的。”
没人再能把这场争议说成只为体面。
唐婉刚将周氏列入临时复核名册，西路急报便到了。
马什哈德城外，仆从军水囊将空。诸将请趁夜强攻，若再等一天，连撤退所需的水都未必够。
唐婉把急报压在三账样表旁。
“回李定国。”
“先核人还能撑多久，再核水究竟在哪。”
“别让账面有水，营里却一滴都喝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