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五十七年五月初六，天热起来了。
朱祁钰站在皇子所院子里，太阳晒得人发晕，她没动。院子里的槐花开了一树，白花花的，风一吹，落得到处都是。几个太监在扫，扫了又落，落了又扫。
十二个孩子站在她面前，大的八岁，小的六岁，站成两排。都穿着薄薄的夏衫，额头上带着汗，但没人动，没人说话。
朱祁钰一个一个看过去。
朱见澈站在最前头，六岁，脸圆圆的，眼睛亮亮的。上个月带他去摊贩区看了半天，回来日记写了三页，写那个卖菜的老头，写那个卖肉的壮汉，写那个修鞋的摊子。写得细，连老头手上几个茧子都数了。
朱见澜站在他旁边，六岁，瘦一点，眼睛还是那么亮。他的日记写得最长，五页，写的不是人，是事。那个卖肉的壮汉一斤肉赚多少钱，一天能卖多少，一个月能挣多少，他都算了。算完了还写了一句：“儿臣算了一下，他一个月挣的钱，不够买一匹好马。”
朱见淮站在第二排，七岁，虎头虎脑的。他的日记写得最短，两页，但画了一张图，画的是那个壮汉剁肉的刀。刀的形状，刀柄的长短，刀刃的弧度，都画出来了。旁边还写了一个字：“铁。”
朱见沐站在他旁边，七岁，安安静静的。日记写了三页，写的不是人也不是事，是感觉。他写那个摊贩区的味道，有菜的青气，有肉的腥气，有汗的酸气，有油炸糕的香气。最后写了一句：“儿臣觉得，那里的人，身上都有一种味道，是日子熬出来的。”
朱见洸站在第三排，六岁，白白净净的。日记写了两页，写的是一件事——他看见一个小贩的孩子，蹲在摊位边上啃窝窝头。那孩子跟他差不多大，脸黑黑的，手上全是土。他写：“儿臣想把自己的点心给他，但没敢。”
朱祁钰看到他这一页的时候，多看了两眼。
还有朱见洛，八岁，最大的那个。日记写了四页，写得很稳，像个小大人。他写那个摊贩区的布局，哪个摊位卖什么，哪个摊位人多，哪个摊位冷清。最后写了一句：“儿臣觉得，那里的人，不管生意好坏，都在认真活着。”
一个一个，她都记得。
看完了，她开口说：
“今儿个，再去一个地方。”
十二个人眼睛都亮了。
这回不是摊贩区，是码头。
马车走了半个时辰，到了城外的运河码头。车停了，她带着他们下车，走到河边。
河边停着几十条船，大大小小，有的装货，有的卸货，有的等着。船工们光着膀子，喊着号子，扛着麻袋，从船上下来，又上去。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
朱祁钰站在岸边，看着那些船。
然后她回头，对那十二个孩子说：
“去问。问他们从哪来，往哪去，船上装的什么，跑一趟能挣多少，累不累，怕不怕。”
十二个人散开了。
朱见澈走到一条小船跟前，船上一个老头正在收拾渔网。他站在边上，仰着头问：“老丈，您这船从哪来？”
老头低头一看，是个小孩，穿着细布衣裳，白白净净的，不知道是哪家的。他笑了笑，说：“从山东来，运粮的。”
朱见澈又问：“那您跑一趟要多久？”
老头说：“顺风七八天，不顺风得十几天。”
朱见澈点点头，又问：“累不累？”
老头笑了：“累，怎么不累。天天在船上晃，腿都是软的。但不跑不行，一家老小等着吃饭呢。”
朱见澈问完了，又跑到另一条船跟前。
朱见澜蹲在一条大船边上，看着船工们扛麻袋。他数着，一个人扛一袋，走上去，走下来，再扛一袋。他数了一炷香的功夫，数出来一个人一上午扛了五十多袋。
他跑到一个船工跟前，问：“大叔，您这一袋有多重？”
船工放下麻袋，擦了擦汗，说：“一百斤。”
朱见澜算了算，又问：“那您一天能扛多少？”
船工说：“多的时候三四百袋，少的时候一两百袋。”
朱见澜点点头，又问：“那您挣多少？”
船工笑了：“按袋算，一袋两文钱。自己算。”
朱见澜算了算，眼睛瞪大了。
朱见淮没问人，盯着那些船看。他看船的形状，看帆的样子，看绳子的绑法。看了一会儿，跑到一条船边上，蹲下来看船底。船底包着铁皮，锈迹斑斑的。他伸手摸了摸，又凑近看了看。
朱见沐站在岸边，闭着眼睛。他闻着河水的味道，鱼腥味，汗味，木头味，绳子的麻味，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沉沉的味道。他闻了很久，睁开眼睛，眼睛里有点东西。
朱见洸跑到一个小孩跟前。那孩子跟他差不多大，坐在船头，光着脚，脸黑黑的。他蹲下来，问：“你叫什么？”
那孩子看着他，不说话。
他又问：“你每天在船上干什么？”
那孩子还是不说话。
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块点心，递过去。那孩子看了看，接过去，咬了一口。
然后说：“帮我爹看船。”
朱见洸点点头，又问：“你饿不饿？”
那孩子想了想，点点头。
朱见洸又把另一块点心递过去。
一个时辰后，朱祁钰把他们叫回来。
十二个人站在她面前，脸上都带着汗，眼睛都亮亮的。
她没问他们问到了什么，只说：“回去写日记。写你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十二个人齐声说：“是。”
回去的路上，马车里安安静静的。朱见澈靠在车壁上，看着窗外。朱见澜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朱见淮眼睛还亮着，像在回味。朱见沐闭着眼睛，像是在闻什么。朱见洸看着自己的手，不知道在想什么。
朱祁钰看着他们，没说话。
五月二十，她带他们去了田庄。
六月初三，她带他们去了矿山。
六月十八，她带他们去了军营。
七月，八月，九月。
每个月一次，每次一个地方。摊贩区，码头，田庄，矿山，军营，作坊，集市，驿站，税关，河堤，粮仓，铁厂。
十二个孩子，每个月都要出去一天，看，问，想。
回来写日记，交上去。她一本一本看，一本一本记。
朱见澈的日记越来越细，写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他写码头的船工，写田庄的农夫，写矿山的矿工，写他们怎么干活，怎么吃饭，怎么说话。他写：“他们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朱见澜的日记越来越深，写的不是事，是理。他算账，算一个船工一天能挣多少，算一个农夫一年能收多少，算一个矿工一个月能攒多少。他写：“儿臣算了算，他们干一辈子，也攒不够在京城买一间房。”
朱见淮的日记越来越厚，画的图越来越多。他画船，画帆，画绳结，画犁，画锄头，画矿车，画风箱。他写：“这个东西，可以改一改，能省力气。”
朱见沐的日记越来越短，但写的都是别人不写的。他写味道，写声音，写风，写光。他写：“矿山的味道，是石头被砸开的那种涩。码头的味道，是水混着汗的那种咸。田庄的味道，是土被翻起来的那种厚。”
朱见洸的日记里，经常出现那些孩子。码头的孩子，田庄的孩子，矿山的孩子们。他写他们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他写：“他们跟儿臣一样大，但他们不识字。”
朱见洛的日记最稳，每篇都像一份奏折。他写这个地方有什么，缺什么，能怎么改。他写：“码头缺个歇脚的地方，船工们只能蹲着吃饭。田庄缺口井，挑水要走二里地。矿山缺个医官，砸伤了只能硬扛。”
朱祁钰一本一本看，看完了，在本子上记。
十月初九，她把他们叫到一起。
十二个人站在她面前，都长高了一点，脸都黑了一点，但眼睛都亮亮的。
她看着他们，开口说：
“你们看了半年，问了半年，想了半年。现在，朕问你们一个问题。”
十二个人都看着她。
她问：“你们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朱见澈想了想，说：“最难的是，一个人扛一家人的日子。”
朱见澜想了想，说：“最难的是，干一辈子也攒不够。”
朱见淮想了想，说：“最难的是，想改改不了。”
朱见沐想了想，说：“最难的是，没人知道他们有多难。”
朱见洸想了想，说：“最难的是，那些孩子不识字。”
朱见洛想了想，说：“最难的是，办法多，但做起来难。”
一个一个说下去，十二个人，十二个答案。
朱祁钰听完，没说话。
站了一会儿，她转身走了。
出了皇子所，她站在院子里，看着天。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
陈太监在边上站着，不敢吭声。
她看了一会儿，忽然问：“陈太监，你说那几个孩子，哪个答得最好？”
陈太监愣了一下，说：“奴才……奴才不敢说。”
朱祁钰没再问，转身往回走。
回到乾清宫，她在暖阁里坐下。炕桌上又摆了一叠折子，最上头那本是海外送来的。她拿起来看，是朱见济写的，说南明国今年又丰收了，百姓都高兴。
她看了，嘴角弯了弯。
又拿起第二本，是朱见泽写的，说爪哇那边新开了一所学堂，教土人的孩子识字。
她看了，嘴角又弯了弯。
第三本，第四本……一本一本看下去。
看完，她把折子放下，靠在引枕上。
窗外传来风声，呜呜的，一阵一阵。
她闭上眼睛。
脑子里闪过那十二张脸，大的小的，亮的静的，都在那儿。
还有他们说的那些话。
“最难的是，一个人扛一家人的日子。”
“最难的是，想改改不了。”
“最难的是，没人知道他们有多难。”
她睁开眼，看着窗外。
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弯弯的，细细的。
她翻了个身。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