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基尼女郎的手放在他的大腿上，手指轻轻摩挲着裤子的面料，像在感受着什么——感受着他的体温，感受着他的存在，感受着他身上那种“我是有钱人”的气息。
韩振宇又喝了一口酒。
他在想——今晚，什么都不想。不想发布会的事，不想父亲的话，不想陈小阳和张怀仁的去向，不想明天的未知。今晚，只有海，只有酒，只有比基尼，只有女人。今晚，他是自由的。
与此同时，滨海的另一头，张如娇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公寓。
公寓在滨海的市中心，一栋高层住宅的二十层。面积不大，一百多平，但装修得很精致——木地板，暖色调的墙面，简洁的家具，每一个角落都透着一种“我很有品位”的气息。
客厅的落地窗能看到城市的夜景，万家灯火在窗外交织成一张巨大的光网，而她在网里，在一个安全的、温暖的、属于自己的地方。
卧室更大一些。一张大床，白色的床单，浅灰色的被罩，几个松软的枕头堆在床头。
床头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画——不是那种很有名的画，是一幅抽象画，红色的、黑色的、金色的线条交织在一起，像一个人在跳舞，跳得很快，很激烈，看不清动作，但能感觉到那种节奏和力量。
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灯罩是米白色的，灯光从灯罩里透出来，柔柔的，照在床上，像一层薄薄的月光。
张如娇坐在床上，靠着床头，姿态很放松——背靠着枕头，两条腿伸展开来，脚趾头微微蜷曲着。
她穿着一套黑色的情趣内衣，是那种很薄的、半透明的蕾丝，胸前用细细的带子系着蝴蝶结，下身是一条高腰的丁字裤，侧面的带子也是蝴蝶结，松松地系着，看起来随时会松开。
她手里握着一条长鞭。
鞭子是黑色的，手柄是木质的，用真皮包裹，握在手里很舒服，不打滑。鞭身是用牛皮编的，编得很密，很结实，甩起来“啪啪”作响，声音清脆，像鞭炮。鞭子的末端有几根细细的皮条，在灯光下晃动着，像章鱼的触手。
她的脚下，跪着一个男人。
阿东跪在床上，一丝不挂，双手无意识的不知道该放哪里，头低着，像一个在等着接受审判的人。
他的肩膀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紧张——他不知道自己会被怎么对待，不知道她会用什么样的力度，不知道她会让他做什么，不知道她会不会满意。
他的嘴唇贴着她的脚趾。
她的脚趾涂着红色的指甲油——那种很正的红，像血，像火，像一面旗帜。脚趾圆润饱满，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在灯光下闪着光。
他的嘴唇贴着她的脚趾，轻轻地、慢慢地舔着，从大脚趾到小脚趾，从脚趾到脚趾之间的缝隙，他的舌头在皮肤上留下湿湿的痕迹，像一条小蛇在爬行，速度很慢，很小心，像怕惊动了什么。
张如娇轻轻一鞭，打在阿东的背上。
“啪”的一声，声音清脆，像玻璃杯摔在地上，碎了。鞭子在阿东的背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红痕，不深，不重，刚好够他感觉到疼，又不会让他疼到受不了。
“说了多少次，”张如娇的声音不大，但很冷，像冬天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不许用手，只能用舌头。把手背后。”
阿东的手本来已经快要碰到她的脚踝了，听到她的话，赶紧把手放回背后。
他的动作很快，快到像被烫了一下，条件反射地缩回去。
他的嘴唇重新贴上她的脚趾，继续舔着，这一次更小心了，更慢了，像一个人在完成一个很精细的任务，不能出错。
张如娇看着他的头顶——头发短短的，黑黑的，在灯光下泛着健康的光泽。她想起了很多人。
她想起了她的父母。
父亲和母亲死在码头的那天，她正在学校上课。是班主任把她叫出教室的，班主任的表情很沉重，像一块铅，压在脸上，压得往下坠。
班主任说“张如娇，你家里出事了，快跟我走”。她跟着班主任走出教室，走到办公室，看到韩父站在那里。
韩父的脸上有伤，缠着纱布，纱布上渗着血迹。他的眼睛红红的，像一个刚哭过的人，但她知道他不是在哭，是在忍着。
他看到她的时候，走过来，蹲下身子，握住她的手，说“娇娇，你爸妈没了”。
她那时候十六岁。十六岁的她，还不懂“没了”是什么意思。她看着韩父脸上的伤，看着他那双红红的眼睛，看着在医生办公室里偷偷看她的老师。
她在想——“没了”是什么意思？他们去哪里了？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为什么不自己来接我？
后来她懂了。
“没了”就是再也回不来了。“没了”就是她再也不能叫“爸”叫“妈”了。“没了”就是她成了一个孤儿。一个没有人管的、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小孩。
韩父把她带回了家。韩母给她收拾了一间房间，说“娇娇，以后这里就是你家”。她看着那间房间——粉色的墙壁，白色的床，还有一只毛绒玩具狗放在床头。
她想起了自己家里的那间房间——也是粉色的，也有一只毛绒玩具，也是白色的床。她站在那间房间里，看着那些熟悉的东西，觉得它们很陌生。
因为它们不是她的东西，是这个新家给她准备的。她是一个客人，不是主人。
她在那个家里住了很多年。
从高中到大学，从大学到工作。她在那个家里吃饭、睡觉、学习、长大。她叫韩父“韩叔”，叫韩母“韩姨”，叫韩振邦“大哥”，叫韩振宇“二哥”，叫韩振轩“三哥”。
她像一个真正的家庭成员，但她知道，她不是。她是一个被收留的孤儿，是一个外人，是一个需要感恩戴德的人。
她想过报答。
她想过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赚很多钱，还给韩家。她想过以后结婚了，生了孩子，带着孩子去看韩叔韩姨，叫他们“爷爷奶奶”。
她想过很多种报答的方式，每一种都是美好的、正常的、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但她没有想到，生活没有给她那些选择。
她想起了那个晚上。
春节后的一天，韩母带着三个儿子去五百公里外的娘家过节。韩父因为有应酬没有去，留在了滨海。保姆也因为春节回了老家，别墅里只有她一个人。那天晚上她做了饭，一个人吃了，然后回二楼自己房里看电视，突然想吃水果的她穿着吊带睡裙下了一楼厨房。
刚进厨房，韩父就醉醺醺的回来了，他的眼神，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不是父亲看女儿的眼神，不是长辈看晚辈的眼神，是一个男人看女人的眼神。那种眼神里有火，有光，有一种她读得懂但不想懂的东西。
她害怕了。
但她没有跑。因为她觉得他不会那样。因为她叫他“韩叔”叫了那么多年，因为他是她养父，因为她是他养女。因为她相信他。
她错了。
韩振宇挂断视频后，在想另一件事——他忘记告诉张如娇了，那个晚上，他曾经回来过。
因为他接到了大学同学的电话，他们到滨海旅游，已经到达滨海，所以他在中途就返回了滨海。
他本想回家里拿几瓶酒，但他没有走出放酒储藏间。
因为他在储藏间里看到了那个场景，看到了父亲压着张如娇的场景，看到了张如娇挣扎、哭泣、求饶的场景。
他看到了一切，但他没有出来。他没有出来阻止，没有出来喊停，没有出来救她。
他只是站在那里，在黑暗里，透过门缝，看着。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他想出去，但他没有动。
他的腿像被钉在了地板上，抬不起来。他的嘴巴像被缝住了，张不开。他的大脑像被按了暂停键，所有的画面都停在那里，每一帧都清清楚楚。
他看到父亲完事了，站起来，系好裤子。看到张如娇蜷缩在地上，哭着，抖着。看到父亲蹲下来，对她说了些什么——他听不清，但大概能猜到，是威胁，是哄骗，是让她闭嘴的话。看到父亲走上楼，关了灯。
他等到所有人和声音都消失了，才从储藏间出来。他没有回房间，没有去看张如娇，没有问她“你还好吗”。
他直接走出了大门，上了车，把车开到了海边。
他在海边坐了一整夜，看着海浪，看着月亮，看着天空从黑变灰，从灰变白。他想了很多——想他应该做什么，想他能做什么，想他敢做什么。
他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因为那个施暴的人是他的父亲，而那个受害者是一个没有父母、没有依靠、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孤女。
他帮了她，他父亲就会出事；他父亲出事了，这个家就散了；这个家散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忘记。选择了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接下来的日子，他以为家里会鸡飞狗跳。他以为张如娇会报警，会闹，会揭发他父亲。但什么都没有发生。
日子过得像往常一样——韩母做饭，韩父看报，韩振邦打游戏，韩振轩弹琴，张如娇吃饭、睡觉。
她像往常一样安静，一样乖巧，一样像一只怯生生的小猫。但她的眼睛里，多了一些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愤怒，是一种他读不懂的、像冰一样冷的东西。
后来她搬出了韩家。韩父说给她买了房子，让她一个人住，方便工作。韩母点头说好。没有人问她想不想搬走，没有人问她为什么要搬走。但所有人都知道——她搬走，对他们都好。
从那以后，张如娇变了。
她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的、低着头、不敢看人的小女孩了。她变成了一个说话大声的、走路带风的、谁都不敢惹的女人。
她穿着性感的衣服，化着浓艳的妆，跟各种男人来往——集团的、生意场上的、酒吧里认识的。
她就像一株疯长起来的藤蔓植物，肆意伸展着自己的枝蔓，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别人怎么说。她在报复——报复那个夺走她清白和信任的家。
但她报复的方式很聪明——她没有报警，没有闹事，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她只是过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方式，让那些人看到——她不是那个可以被随意践踏的人。
韩振宇一直对她保持着君子之交。不是因为他品德高尚，是因为他心虚。他看到了那一切，他选择了沉默，他欠她的。
所以他对她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像对待一个真正的妹妹。他叫她“张总”，在公开场合跟她保持距离，在她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她一把。
他做这些不是为了补偿，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他告诉自己——我不是一个坏人，我没有做任何事。但另一个声音在说——你没有做任何事，就是最大的罪。
他问过自己无数次——如果那天晚上，父亲没有回来，如果只有他是看到穿着吊带睡裙的张如娇，他会做什么？他会像父亲一样吗？他不知道。他不确定。
他只知道，他在储藏间里看着她的时候，他的心跳得很快，快到像一个要爆炸的发动机。
他只知道，他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很久——从她白色的脖子滑到她黑色的头发，从她黑色的头发滑到她薄薄的吊带，从她薄薄的吊带滑到她胸前那一片若隐若现的白色。
他看了很久。久到他自己都觉得，如果他再多看一秒钟，他可能会做出一些他不想承认的事。
张如娇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不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是从她发现她可以控制男人的那一刻开始的。
她在韩振邦身上找到了复仇的快感。那是一次集团年会之后，韩振邦喝多了，她送他回家。他在车上就开始不老实了——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嘴唇贴着她的耳朵，呼吸又重又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