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营口监狱，高墙电网，戒备森严。曾经的副监狱长李成，办公室就在行政区那栋老旧的灰色楼里，二楼走廊尽头，朝南的一间。推开那扇褐色的木门，办公桌对面，靠墙的位置，摆着一件特别扎眼的物件，一座由两部分组成的玉石摆件。底座是一块长方形花玉，长约八十公分，上面用浅浮雕的手法刻着山水图卷，远山近水，亭台楼阁，雕工算不上多精致，倒也有几分意境。主体部分是一块椭圆形的和田玉，周身雕着盘绕的祥龙图案，龙首昂起，龙尾隐于云纹之间，油润的光泽在日光灯下泛着柔和的光。
整件东西加起来，据后来案卷里记载，重达一百多斤。想象一下那个分量，得两个壮小伙才抬得动。这物件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四季兴隆。
那是2007年一个秋日上午，这块一百多斤的玉石被几个人用木板车推进了李成的办公室，从此在这儿落了脚。往后好些年，这成了李成最为钟爱的一件摆设。他那些走南闯北、经商做买卖的朋友，来办公室喝茶聊天时，目光总会被那块龙形和田玉吸引过去，啧啧称赞，说这东西摆在副监狱长的屋里，那叫吉祥富贵，官运亨通，是个顶顶好的幸运物。李成听了，嘴上不说，心里受用，每次拿软布擦拭玉面的时候，动作都格外轻柔。
然而到了2013年年底，天冷得早，十一月底就落了一场薄雪。李成却找了个周末，悄悄叫了辆小货车，把这块陪伴了他六年的玉石从办公室搬了出来，亲自押车，送到了城东父母住的那套老房子里头，塞进了阳台角落，拿旧床单一盖。为什么搬走呢？说来也简单，那阵子营口监狱内部气氛微妙，有风声说，里头两名干警因为涉嫌渎职和受贿，正在被上级调查。李成当时正是关键时期，因为他马上就要转任辽南新康监狱，接任政委一职。这个节骨眼上，办公室再摆着那么个扎眼的大物件，他觉着不踏实。先挪走，避避风头。
2014年春节刚过，正月里的炮仗味儿还没散尽，李成收拾好营口监狱办公室里最后的几件私人物品，去新单位报到。新康监狱在辽南另一个城市，车程两个多小时，新的办公环境，新的同事面孔，一切从头熟悉。党委副书记的办公室比原来小了些，但窗明几净。李成刚把几本书摆进书架，连桌面的文件还没归置利索呢，到任还不到两周的一个周四上午，他正低头看文件，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是营口监狱办公室的号码。电话那头，政治处主任的声音压得很低，说了句：李书记，省里专案组来人了，请您务必今天上午赶回营口监狱一趟，有重要事情需要您配合。
李成握着手机的手顿了顿，回了句知道了。挂断电话，他坐在椅子上愣了几秒钟。新办公室窗外，光秃秃的杨树枝桠在风里晃。他心里隐约猜到了什么，但又不敢往深处想。他整理了一下警服的领口，站起身，跟隔壁屋的秘书打了声招呼说回老单位办个交接手续，便独自下了楼，开着自己的黑色帕萨特上了高速。
车到营口监狱大门口，还没熄火，他就看见了那辆停在办公楼前的检察院的白色面包车。车门开着，几个穿深色夹克的中年人站在车旁抽烟，目光冷冷地扫过来。李成深吸一口气，推门下车，脚踩在水泥地面上，有点发软。他刚走进一楼门厅，等候多时的凤城市检察院办案组人员便迎了上来，为首的那个人向他出示了工作证件，语气平静而正式：李成同志，我们是丹东市凤城市人民检察院的，有些情况需要你配合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说着，侧身做了个的手势。李成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出口，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被两个人一左一右簇拥着，从侧门上了那辆白色面包车。车门地关上，引擎发动，驶出了营口监狱的大门。后视镜里，灰色的办公楼越来越远，高墙上的铁丝网在冬末的阳光下闪着冷冽的光。
2014年5月，春意正浓，外面的杨柳都抽了新芽，但李成听不见鸟叫，闻不到花香。他因为涉嫌受贿犯罪，被检察机关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从那间熟悉的办公室，到看守所的铁窗，转变只用了不到四个月。同年10月，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检察院正式以受贿罪对李成提起公诉，厚厚的起诉书里，白纸黑字，列明了他一桩桩、一件件的犯罪事实。
提起这块玉，李成后来在审讯室里交代的时候，耷拉着脑袋，双手交叉搁在膝盖上，声音干涩：我不懂玉，什么花玉、和田玉，我看不出门道。就知道这么大一块，应该挺贵重的，摆那儿也好看。然而案发之后，经过辽宁省物价局指定的鉴定机构评估，那座名为四季兴隆的玉石摆件，市场价值高达人民币十二万元。
李成这个人，追根溯源，其实出身很普通。辽南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家庭，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供他读书，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每一分学费都是从粮仓里、猪圈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李成从小就知道，家里穷，得争气。夏天放学回家，扔下书包就下地帮父母拔草，手上磨出茧子也不吭声。冬天，手脚冻得通红，就着煤油灯写作业。一路苦读，考上了警校，成了村里第一个端上铁饭碗的后生。
从警校毕业之后，他揣着一腔热血，被分配到营口监狱基层中队当狱警。当时他心里就一个念头：踏踏实实干，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走。对得起这身警服，对得起爹妈供他念书的那些苦。他先后干过狱警、教导员、监区区长、办公室副主任，一步一个脚印。直到2001年，组织上提拔他担任营口监狱副监狱长，那年他刚满四十，头发还密实，走路带风，讲话中气十足。
当上副监狱长的头几年，李成是谨慎的。他对自己要求严，不该拿的一分不拿，不该吃的一顿不吃。逢年过节，有犯人家属托人递个信封过来，他原封不动给退回去。可问题是，当上副监狱长之后，工资虽然涨了些，但家里开销也大了。父母还在农村，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药瓶子越攒越多。他每个月给家里寄生活费，加上自己小家庭的开销，月底看看存折，数字总是不见涨。他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我爸妈辛辛苦苦把我培养出来，我当上副监狱长了，怎么还是不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有一回过年回家，看着母亲弯腰在灶台前烧火，灶膛里的火光映着她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李成鼻子一酸，躲到屋后头擦了把眼泪。
李成第一次伸手，或者说第一次真正在法律边缘踩过那条线，恰恰和一位母亲有关。那是2006年的事，鞍山市有个叫张沐夫的年轻人，因为聚众斗殴，被判了刑，进到营口监狱服刑。这小子性子野，在里头不服管教，被列为严管级别的罪犯。
监狱管理制度森严，严管罪犯按规定一律不许会见家属，这是铁的纪律，为了防止串供、传递违禁品，也为了惩戒不服从改造的人员。但那张沐夫的母亲，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查出了晚期胃癌，医生说，最多也就半年光景了。老太太身子骨本来就弱，这病一上身，整个人瘦得脱了形。她心里头就一个念想：趁自己还能动弹，多去监狱看几回儿子，给他带几口自己做的饭菜。一个母亲，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最放不下的，就是那个犯了错的儿子。
第一次去营口监狱探视，窗口的干警看了手续，板着脸说：严管犯，不能见。老太太站在铁门外，枯瘦的手攥着装着红烧肉的保温桶，指节发白。她没哭，只是呆呆地站了很久。后来她开始四处打听，托亲戚、问老乡，绕了好大一圈才知道，这事在制度上，必须得分管刑罚执行的副监狱长李成点头批准，才能有通融的余地。
于是老太太委托了自己侄子张明，让他去李成。张明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没别的办法，只能来最笨的、最直接的。第一次，他掐着下午下班时间，站在监狱大门口的路边，看见李成的车驶出来，他小跑着上前去拍车窗。李成从车里看出去，一个陌生男人，满脸堆笑，他以为是求办事的家属，没等张明把话说完，摆了摆手，一脚油门就走了。
可张明不死心。他几乎每天下午都来，站在老地方，不管刮风下雨。李成下班出来，他就快步迎上去，隔着车窗玻璃，一遍又一遍讲老太太的病情，讲老太太想每个礼拜见儿子一面的愿望。起初李成很不耐烦，有时候甚至刻意从另一个门走。但连着堵了十几次，将近一个月，张明每次都红着眼眶，声音沙哑，言辞恳切。李成心里那根弦，慢慢松动了。他想起自己母亲在村口送他上学时的背影，想起母亲手上的冻疮。有一天傍晚，天已经擦黑了，风很大，吹得张明的头发乱糟糟的。李成摇下车窗，看着他，终于点了头：行了，别堵了。让老太太每周五下午来吧，提前两天给我打电话，我安排。说着，从车窗里递出一张写了号码的纸条。
就这样，在李成的特许之下，张沐夫的母亲几乎是每个星期都能顺利进入会见室，隔着玻璃，有时甚至能在监管干警的陪同下，在单独的谈话室里，面对面看着儿子吃饭。老太太每次来，都带着一个保温桶，里头是炖得烂烂的红烧肉，或者韭菜馅的饺子。张沐夫蹲在地上吃，她就在旁边看着，用手帕擦眼角。这事说起来，合情，却不合规。但绝大多数人听了，心里头都会觉得，这位母亲不容易，李成这么做，有人情味。
然而，这份人情味，维持了两个多月，就变了味。老太太心里感激李成，想着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她托张明去办。张明琢磨来琢磨去，觉得送钱太扎眼，送烟酒太普通，最后找朋友联系了个卖玉石的，花了一笔钱，买了那件重达一百多斤的四季兴隆摆件，雇了两个人，用板车直接抬进了李成的办公室。
李成那天正好在，看着几个人嘿呦嘿呦地把这么个庞然大物搬进来，心里咯噔一下。他皱着眉，围着转了一圈，赶紧给张明打电话：你赶紧拉回去！这东西我不能要！张明在电话里打哈哈：哎呀李狱长，我这边这两天正忙，实在抽不出空，先放您那儿，过些日子再说吧。李成还想再说什么，张明已经把电话挂了。
从这以后，李成没再主动提起这事。那块玉石就安安静静地搁在了他办公桌对面，成了他办公室的。起初几天他还觉得不自在，后来看习惯了，甚至觉得确实挺气派。他再没催促张明搬走。这块玉石，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安安稳稳地待了七年，直到2013年底他才悄悄搬走。
而在这七年里，张沐夫因为家里有关系的风声在监区里传开，加之李成在某些环节上的默许，他在服刑过程中获得了一些额外的关照，甚至拿到了几次减刑的机会。当然，那些程序上的，都做得滴水不漏，面上看，都合规。
李成后来被捕之后，在办案人员面前，自己也反思过这段心路历程。他说，刚当上副监狱长那会儿，真是战战兢兢，啥也不敢收，心里头还想着继续进步，往正处级奔。可日子一天天过，副监狱长的位置一坐就是好多年。从2001年算起，到2014年被带走，整整十三年，职务没动过窝。唯一变化的就是分管部门来回调换，一开始管监管改造、刑罚教育，后来管行政后勤、基建工程，监狱里里外外的业务，他几乎摸了个遍，成了个万金油式的领导。
时间一长，他心里那根弦就松了。觉着自己就是个老副监狱长，干这么多年了，谁还盯着我看呢？不会有人特意关注我了。这种灯下黑的侥幸心理，为他后续的腐败行为做了最直接的铺垫。他心心念念想给父母在城里买套房子，让二老晚年享享福，可光凭死工资，攒钱的速度赶不上房价涨的速度。心里的愧疚和实际的欲望纠缠在一起，那道防线，一旦撕开了个小口子，就再也堵不住了。有了第一次收受玉石那档子事之后，再有人送点钱送点物，求他办点事，他心里那点不安就淡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觉得好像也就那么回事，没人查，没人问。
时间到了2003年，营口监狱四监区来了个服刑人员，叫李虎子，因盗窃罪被判了六年刑。他爹李良臣，是个做小生意的，儿子进去了，他急得满嘴起泡，成天琢磨怎么能让儿子早点出来。他有个老相识叫李国庆，在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对刑事执行这块的门道门儿清。李良臣特地请李国庆吃了顿饭，在酒桌上吐苦水：国庆啊，你说我儿子那事，有没有啥路子能提前出来？
李国庆夹了一筷子菜，慢条斯理地说：想提前出来啊，无非就几条路：减刑、假释，再就是保外就医，或者叫暂予监外执行。假释是相对最快的，但条件卡得死，一个是在里头得表现好，没有违规记录，再一个就是刑期得过半。别的没啥招。李良臣把这话记在心里，一边让儿子在里头老实改造，一边掰着手指头数日子。
好不容易捱到2007年，李虎子刑期总算过半了。李良臣揣着四万块钱，用报纸裹得严严实实，塞进一个旧皮包里，去找李国庆，一进门就把包往桌上一放，声音都颤了：兄弟，这回可得靠你了，一定得帮我把咱儿子弄出来！
李国庆和李成因为业务往来，早就认识，虽说没什么私交，但面子上都过得去。他拎着那个皮包，直接去了李成办公室。门一关，李国庆把来意一说：李狱长，在你们营口监狱服刑的李虎子，是我家亲戚。想办个假释，监狱里头相关部门我都沟通过了，领导那边也打了招呼，你这边分管，帮忙给尽快走个流程。
这里头需要说明一下，假释和减刑的最终审批权，在法院，不在监狱。监狱负责的是申报、考核、出具意见，但法院那一关，至关重要。李国庆本身就是法院的人，这其中的分量，李成掂量得清楚。他当时心想，人家法院的人都开口了，做个人情，顺水推舟的事，何乐而不为？当场就应了下来。
可等他让人把李虎子的服刑档案调出来一看，心里犯了嘀咕。档案里白纸黑字记着一条：李虎子在服刑期间，有一次严重违规记录，在监舍里偷偷吸毒，被关了禁闭。按规矩，有过关禁闭处分的，三年内不能申报假释。他犯事的时间，离够资格还差得远呢。李成赶紧把情况反馈给了李国庆。
没过两天，李国庆又来了。这回他没空手，随身带了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进了办公室，把信封往李成面前一推，笑着说：李狱长，一点小意思，这事还得你多费心。李成一看那信封的厚度，心跳漏了一拍，本能地伸手一挡：哎呀，老李，你这是干啥，这可不行，犯错误的事。嘴上说着不行，手却没怎么用力推，两人半推半就，那信封最后还是落进了李成办公桌的抽屉里。他捏了捏，里头是一万块钱。
李国庆看他收了，又说：李狱长，那事...李成这回语气笃定多了，挺直腰板说：放心，这事我一定给你办妥。送走李国庆，李成当即给李虎子所在的四监区监区长打了个电话，语气很随意，但又透着不容置疑：有个叫李虎子的，你们抓紧时间准备假释材料，报到刑罚执行科来。对了，他之前关禁闭那个事，在材料里就不要体现了，不是什么大事，别影响申报。
监区长一听就明白了，领导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底下的干警手脚麻利，一份过的假释材料很快炮制出来，里头对李虎子的违规记录只字未提，改造表现写得相当。材料一路畅通，从监区到刑罚执行科，再到减刑假释委员会，全部顺利通过。到了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一关，又有李国庆在里面照应，2007年，法院正式下达了李虎子的假释裁定书。李虎子穿着便装走出营口监狱大门时，比他正常的释放日期，整整提前了三年。他爹李良臣在门口抱着儿子，又是哭又是笑，而李成，则在办公室里，把那叠钱又数了一遍。
当然，像李虎子这样顺利的假释案例，在监狱系统里并不算多，毕竟法院那条线不是谁都搭得上。李成在工作中接触最多的，是另一类请求——帮忙办理保外就医。在他主政刑罚执行那几年里，营口监狱的保外就医审批，几乎有了某种公开的价码。这又是另一层更深的浑水。
2007年7月底，天气炎热，知了在窗外叫个不停。营口监狱时间区管教股长王鹏，敲响了李成办公室的门。王鹏是带着任务来的，他身后站着一个焦急的家属——刘国民。刘国民的弟弟刘国忠，之前在营口监狱服刑，刚入狱不到一年，突发脑梗塞，被紧急送到营口市中医院抢救，九死一生捡回条命，但人彻底瘫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监狱医院条件有限，长期看护是个难题。刘国民急得团团转，四处托人，找到了自己同学王鹏。
刘国民带着五万块钱找到王鹏，一把鼻涕一把泪：王哥，你帮帮忙，想办法把我弟弄出来保外就医，不然他这情况在里头也是受罪啊。王鹏琢磨了一下，这事得找上面。他先拿出两万，送给了石监区的监区长，疏通监区环节。剩下三万，他拿报纸包好，直接放进了李成办公室的抽屉里，然后满脸堆笑地说：领导，刘国忠那情况您也听说了，符合保外就医的病情条件，家属那边急得不行，还请您多费心，快点给研究研究。
李成翻着刘国忠的病历复印件，嘴上说着只要病情符合规定，就可以研究，手却已经按在了那包钱上，掂量了一下，分量不轻。他痛快地答应：行了，我知道了，尽快给你办。王鹏千恩万谢地退了出去。
可刘国民那边还是不放心，生怕中间出什么岔子。他又拐弯抹角，打听到李成有个大学同学叫张汉威，在鞍山做生意。刘国民想办法联系上张汉威，求他出面介绍。张汉威碍于情面，组了个饭局，把刘国忠的姐夫和李成都请到了一起。饭桌上，李成喝了两杯啤酒，脸色红润，拍着胸脯打了包票：老同学介绍来的，没问题，都按程序走。
饭局过了一个星期，一个傍晚，天刚擦黑，李成下班开车回到自己住的小区门口，刚停稳车，看见刘国忠的姐夫拎着两个白色泡沫箱子站在路边等他。那人把箱子搬进李成后备箱，说：李狱长，一点海鲜，自家打的，您尝个鲜。李成客气了两句，没多问，开车进了小区。把车停进车库后，他打开后备箱，掀开泡沫箱盖子，上面铺着一层冰，冰下面确实是几条冻鱼，但再往下摸，就摸到了两个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的纸包，拆开一看，整整齐齐的三万块钱。
两个月后，刘国忠的保外就医手续全部办妥。刘国民开着面包车到监狱门口，把坐在轮椅上的弟弟接回了家。首次批准的保外就医期限是六个月。六个月期满之后，刘国民又续了六个月，直到刘国忠的原判刑期执行期满。前前后后算下来，刘国民为弟弟办这事，花了差不多十来万，而李成一个人，就从中间赚得了六万。
这只是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在办案人员的卷宗里，类似的保外就医记录，还有好几笔。李成在分管刑罚执行期间，利用审批权，在为犯人办理保外就医、减刑、假释等事务中，收受的财物远不止这些。他甚至不只是从罪犯家属身上捞钱，连自己下属送的，他也一并笑纳。
话说回来，李成曾经有两年时间，分管教育改造科。这个部门，每年年初都是整个监狱里最热闹的时候，因为一年一度的省级劳改积极分子评选要开始了。这个荣誉含金量很高，评上了，直接减刑半年。而每个监区能分到几个推荐名额，决定权就在主管教育改造的副监狱长手里。
2008年12月，天寒地冻，五监区的监区长金喜顺裹着棉大衣，走进李成温暖的办公室，搓着手，凑近了说：李狱长，我有个事想求您。我有个特别近的邻居，叫李龙华，就在我们五监区服刑。这小子改造态度挺好，连续两年都评上监狱内部的劳改积极分子了，今年想冲击一下省级的，结果差一名，没入围。您看，能不能多给我们监区一个指标？
李成靠在宽大的办公椅里，手指在桌面轻轻敲了两下，没多犹豫，拿起桌上的座机，拨通了教育改造科的电话，口气平淡：喂，是我。五监区那边，今年劳积评选，多给一个指标。电话那头连声应着好的好的。就这么一句话，多出来的指标就有了。李龙华的名字被补录进了省级劳改积极分子的名单，半年的减刑稳稳到手。没过几天，金喜顺再次出现在李成办公室，临走时，一个信封无声无息地滑进了李成的抽屉里，里头是一万块钱。
几乎是同一时期，四监区的监区长闫伟民也来了。闫伟民的理由如出一辙，说他有个同学的亲属张东东在四监区服刑，去年他就答应人家帮忙争取省劳积名额，结果差了那么一点，希望李成今年能给补上。李成再次拿起电话，对教育改造科说：四监区也多给一个指标。于是，又是一万块钱，进了他的口袋。
这些事情在李成看来，轻车熟路，不过是动动嘴皮子的功夫。而作为监狱领导层的核心成员，李成的权力不仅体现在审批犯人事务上，还延伸到了监狱内部的人事任命。那段时间，营口监狱有十个正科级岗位空缺，不少人盯着。其中十监区副监区长刘奇明，干了几年一直原地踏步，心里着急，把目光投向了主管领导李成。他选了个最传统的办法，春节拜年送礼。
连续两年，大年初七刚上班，刘奇明就拎着两瓶酒、两条烟，走进李成办公室，寒暄几句之后，临走时，将两个各装有五千块钱的信封，压在李成的台历底下。李成每次都故作生气地说你这是干什么，但也没真给退回去。收了钱，李成没忘办事。在后来监狱党组研究干部提拔的会议上，李成提名刘奇明，重点强调了这个同志政治素质过硬，基层经验丰富，工作踏实，有担当，说了不少好话。第二年，刘奇明如愿以偿被提拔为十监区教导员，成了正科级干部，同时也成了李成在监区里最的助手。
经过连续几年这种的滋养，李成手头宽裕了不少。2011年，他终于攒够了钱，在营口市区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楼房，把父母从农村接了过来。装修的时候，他大部分的费用都包了，给母亲买了新的冰箱、洗衣机，看着二老住进亮堂堂的楼房里，李成那阵子心情挺好。但他没意识到，欲望的雪球一旦滚起来，只会越滚越大，他的手，随后伸向了监狱基建领域的外包工程。
国家拨款的监狱大型工程，按规定必须走公开招投标程序，透明度高，插手的难度大。但监狱自筹资金的小型工程，规定就宽松些——五十万以上的需要内部招投标，五十万以下的，一般直接交给监狱内部单位承建。而内部单位往往不会自己干，会转包给外面的施工队。转包给谁，里头就有不少空间。
2011年2月，李成开始分管基建科。从那以后，他的办公室来了一拨又一拨陌生的面孔，都是带着安全帽、说话嗓门大的包工头。其中有个姓郭的，做事相当直接。头一回来，二话不说，坐在李成对面的椅子上，掏出烟来递上一根，然后开门见山：李狱长，我是干工程的，想在你们监狱接点活。以后有活儿，您多关照。说完，把一摞用塑料袋包着的现金往办公桌上一拍，站起身来就走，嘴里说着一点心意，您买茶喝。李成喊了两声哎，你这人...，也没真起身去追。抽屉一拉，钱进去了。
2011年下半年，正好监狱家属楼的楼盖防水和阳台维修需要找人干，工程不大，预算不到五十万。李成在办公会上提了一句，说老郭那个施工队以前干过监狱的活，技术还行，价格也公道，可以试试。于是，工程就顺理成章交给了郭某。干完之后，郭某来结账的时候，又顺道进了李成办公室，这次是一万现金，说感谢领导关照。2012年春节前，郭某又来了，还是那一套，一万，说过年了，给领导拜个早年。2012年4月，营口监狱内设医院的部分维修改造工程启动，李成再次点名让郭某接手。中秋节前两天，郭某准时出现在办公室，这次是两条中华烟和一个鼓鼓的信封，又是一万。2013年3月，干警住宅区的地坪维修，工程还是给了郭某。活干完了，郭某这次给了两万，说是工程款结了，效益不错，给领导分红。
短短两年时间，就郭某这一个包工头，前前后后给了李成六万块钱。根据后来法院判决书的认定，2011年至2013年间，李成分管监狱基建工程之后，包工头郭某、孙某等人，总计送给李成人民币十九万元。李成每回收钱，都有个固定模式，嘴上说着哎呀不要不要别这么客气，手却很诚实地接过东西，拉开抽屉放进去。潜台词明眼人都懂：下次接着给。
尽管如此，在案发之前，李成在营口监狱同事们的口中，评价并不差。大伙都说他工作认真负责挺和气一个人没啥官架子平时很低调，不张扬。甚至有人替他惋惜，说李狱长人不错的，怎么就...可表面的和气，掩盖不了背地里持续了将近十年的受贿事实。
说起来，李成最终案发，某种程度上也算机缘巧合。营口监狱是大型监狱，平时关押着四五千名犯人，人员流动频繁，有时会从南方省份的监狱转调一部分犯人过来服刑。2007年，一名从南方某监狱转来的、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的犯人，在到达营口监狱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在时任十监区教导员刘奇明等人的协助之下，违规办理了保外就医。这名犯人出去之后，并不老实，在2013年8月，涉嫌一起金额高达两千多万元的诈骗案，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追逃对象。
正是这起案中案，在2014年辽宁省检察机关开展的一系列专项监督活动中，引起了丹东市检察院办案人员的注意。他们顺藤摸瓜，从这名犯人的保外就医档案入手，发现了营口监狱内部干警涉嫌受贿和渎职的线索。辽宁省检察院指定凤城市检察院具体查办，很快，营口监狱十监区监区长刘奇明、狱政科科长王鹏等人相继被立案调查。
在查处刘奇明和王鹏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仔细梳理了相关保外就医、减刑假释的审批流程，发现多份关键材料上，都有主管副监狱长李成的签字或者口头授意的痕迹。一条更高级别的若隐若现。丹东市检察院立刻将情况上报，经辽宁省检察院批准，成立了专案组，开始秘密彻查李成的违法行为。他们调取了李成任职期间所有分管业务的档案材料、会议记录、工程合同，同时走访了大量相关证人，逐步摸清了李成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的事实链条。
2014年12月15日，营口已经进入了深冬，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法院对李成案作出一审宣判。法槌落下，声音清脆。审判长宣读判决书：李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徇私舞弊假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同时，依法追缴其赃款人民币三十六万二千四百元，以及那座名为四季兴隆的玉石摆件。
一审宣判后，丹东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量刑畸轻，提出抗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2015年9月，秋意初显，二审法院经审理后，以受贿罪、徇私枉法罪（部分事实认定与一审略有调整），改判李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刑期又加了两年。与此同时，法院系统内部的李国庆等人，因在这起系列案件中的徇私舞弊行为，也相继被另案处理，在他们各自的判决尘埃落定之前，这起牵扯监狱、法院两端的腐败窝案，才算真正画上了句号。
我们讲法治，总要提到一个词——公平。监狱，恰恰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之一。里面的犯人失去了自由，但他们依然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每一项制度设计的初衷，都是为了给真心悔改的人以出路，给病重的人以人道关怀。可如果连这样的地方，都能被一个副监狱长、几个监区长、一个法院的工作人员联手操控，用一叠现金就能让不符合条件的犯人提前走出高墙，用一句话就能让本该受罚的人拿到荣誉，那法律的威严何在？公平的底线又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