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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匿名短信在文鸳掌心的屏幕上停留了将近三分钟,她没有动,连呼吸都放轻了。

发消息的人知道磁条卡的存在,知道它就在这栋宅子里被找到,而她和曾砚辞发现这枚卡,不到二十分钟前。

她把手机递给曾砚辞,曾砚辞看完,把手机还给她,说:“去找苏先生。”

就这五个字,没有商量,也没有废话。

苏先生的工作室在老城区外环,开车过去大约四十分钟。曾砚辞没让司机送,他自己开车,让文鸳坐副驾驶。车子出后院侧门,绕了两条小街,没有走主路。

路上两个人都没说话。文鸳把磁条卡从衬衣口袋里取出来,重新用手帕包好,握在手心。她在想那条短信。“Kestrel带走的”——发消息的人不只知道卡,还知道读卡头在哪儿,知道Kestrel是谁,甚至知道那人去了加拿大。这种程度的信息量,不是外围的知情者,而是核心的参与者。

曾砚辞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侧过头看了她一眼。

“你在想那条短信是谁发的。”他不是在问。

“嗯。”

“Kestrel在1998年的实验室事故里丧生,这是沈恪查到的。”他转回头,等绿灯,“但读卡头在加拿大,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说明一件事——读卡头在Kestrel死前就被带走了,或者,有人在他死后取走的。”

文鸳说:“如果是后者,那个人现在还在。”

曾砚辞没有接话,绿灯亮了,车子重新开动。

苏先生的工作室是一栋三层的旧仓库改建,外墙爬满了枯藤,窗子很窄,像是不想被人注意。曾砚辞按了门铃,里面隔了很长时间才有反应。开门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面孔陌生,只说了一句“苏先生等你们”,就把门拉开。

苏先生在三楼,一间摆满旧设备的房间里。他比文鸳想象中年轻,戴眼镜,穿一件洗旧了的格子衬衫,见他们进来,只点了个头,目光先落在文鸳手里的手帕包上,说:“卡带来了?”

文鸳把手帕摊开。

苏先生拿起磁条卡,在灯下翻看了片刻,走到一台外形古旧的仪器旁,把卡侧边对着读取口,没有立刻放进去,而是先打开一个软件界面,对文鸳说:“卡上的磁条格式是1980年代的二轨制,现在能读的设备基本淘汰了,我这台是老机器,但读头有问题,信号容易丢失。你们有时间等吗?”

曾砚辞说:“没有。”

苏先生抬了一下眉,把卡插进去。屏幕上跳出一串错误提示。

房间里只有仪器散热风扇的声音。苏先生没有慌乱,把卡取出来,用专用的清洁布在磁条面上擦了几个来回,重新插入。这次屏幕没有报错,但进度条停在了百分之十二,一动不动。

等待的几分钟里,文鸳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沈恪发来的消息,只有一行字:“项目组老成员回信了,有人认出了照片上的Kestrel,说他1990年代初离开国内之前,曾经把一批实验室备份资料整理打包,对外称是'销毁',但实际去向不明。”

她把这条消息让曾砚辞看了一眼,曾砚辞的神情没有变,但他把外套口袋里的手机也取出来,发出去了一条消息。

进度条在百分之十二停了将近九分钟,然后忽然往前走了一截,到了百分之四十七,又停住。苏先生趴在屏幕前,把读取参数手动调了三个数值,进度条重新慢慢爬动。

文鸳没有盯着屏幕看,她转过身,走到窗边。窗外是一条很窄的内街,对面楼墙上挂着一块生锈的招牌。她把沈恪那条消息重新过了一遍,“1990年代初”,“对外称是销毁”,如果那批资料是被Kestrel带走的,而1998年他在实验室事故里丧生,那些资料去了哪里?

资料的下落,和读卡头一样,下落不明。

苏先生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读出来了,但不完整,前段有损毁,后半段是清楚的。”

文鸳转回身。屏幕上出现了一列数字和字母串,排列方式像是某种加密索引,苏先生在键盘上快速敲了几行指令,一个解析框弹出来,开始逐行匹配。

曾砚辞站在苏先生身后,目光落在那些字符上,忽然说:“这不是文件索引,这是设备序列号。”

苏先生抬起头:“你认识这种格式?”

“这是1980年代科学院计算所的内部设备编号体系。”曾砚辞的声音平得出奇,“我见过,在老宅的仓库里,有几台当年的仪器,外壳上就是这种编号。”

沉默了大约四秒,苏先生说:“也就是说,这张卡对应的不是数据文件,它记录的是一台设备的序列号。那台设备,才是真正存放数据的地方。”

文鸳的目光落在屏幕上那串序列号的末尾,有一段字符她认出来了,和沈不言日志里那行“设备序列号”的格式完全一致。

“老宅仓库里,”她说,“还有没有当年没被清理的设备?”

曾砚辞已经拿起手机,拨出去,说了一句“把储藏室剩下的仪器列个清单,二十分钟内发给我”,然后挂掉。

苏先生把那串序列号截图存档,对文鸳说:“如果设备还在,你们能找到的话,数据读取不成问题,但有一个条件,

文鸳想起那条匿名短信:“读卡头在加拿大,Kestrel带走的。”

读卡头,是设备的关键部件之一。

她把这个判断说出来,苏先生沉默了片刻,说:“如果部件被拆走了,可以复制,但需要原始的技术规格,我手里没有1980年代计算所的内部设备档案。”

曾砚辞的手机先震动了,他看了一眼清单截图,把手机屏幕转向文鸳:“仓库里有七台老仪器,编号对上了三位,型号是bc-7系列。”

文鸳接过手机,放大那张截图看了几秒,说:“但序列号后四位对不上。”

“不是同一台。”曾砚辞说。

苏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书架前,翻出一本厚厚的旧手册,用书脊上的灰尘判断,这本东西起码没人碰过十年了,他翻到中间某页,把手册放到灯下,说:“bc-7系列一共生产了十二台,分配给全国四个研究机构,科学院计算所分到三台,另外九台的去向……”他用手指在页面上滑了一下,“一台在上海,两台在哈尔滨,两台……注销销毁,其余四台,不在记录里。”

“不在记录里,”文鸳重复了一遍,“是丢失,还是被人为撤出了记录?”

苏先生把手册合上,说:“这本手册是民间藏本,原件在档案馆,你们要想知道那四台去了哪里,得查原始档案。”

曾砚辞的手机再次震动。他接起来,只听了几秒,说:“知道了”,然后挂掉,对文鸳说:“陈姨刚才在储藏室里,发现了一件事。”

他没有继续说,拿起外套,对苏先生点了一下头:“序列号的档案,麻烦你先备份锁好。”然后对文鸳说:“回去。”

车子开回老宅的路上,文鸳忍不住问:“陈姨发现了什么?”

曾砚辞说:“白板的边框被人动过,不是今天,是之前,有重新安装的痕迹。”他停顿了一下,“也就是说,磁条卡被放进去之前,有人检查过那个位置,但没有拿走。”

文鸳在脑子里把这条逻辑顺了一遍:有人知道卡的存在,找到了藏卡的位置,检查过,但没有取走。

可能是因为取不走,磁条卡没有读卡头就是废片,取走没有意义。那个人留着它,是要等有人把它和读卡头一起凑齐,然后顺藤摸瓜,等他们把数据读出来。

那条匿名短信,不是警告,是引线。

她把这个推断说出来,曾砚辞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扣了一下,没有立刻开口。过了大约十秒,他说:“所以,今晚之前,苏先生的工作室地址,不能再有第三个人知道。”

车子在老宅门口停下来,文鸳还没来得及开门,她的手机亮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和那条短信用的不是同一个号码。

她接起来,里面是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的声音,带着轻微的口音,说话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计算的:

“文鸳小姐,我知道你们今天找到的东西。那台设备,一直在加拿大,是我带出去的。”

文鸳的手握紧了手机,但声音没有抖:“你是谁?”

那个声音停顿了将近三秒,才说:“我叫陆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