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带着浓重浙江口音的怒骂：“娘希匹！”
那份电报被摔在地上，侍从弯腰捡起来时看到纸面上有被筷子压出的凹痕。
没有人敢接话。
餐厅里安静得像一座空房子。
根据地这边，爆炸的消息在四天后通过地下渠道完整地传了回来。
陈靖宇看完情报，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像是早就知道结果一样。
他把情报纸折好放进抽屉里，站起来走出窑洞，沿着土路向兵工厂的方向走去。
当天下午，兵工厂在厂区中央的空场上召开了全厂大会。
全厂两百多名工人和技术员全部到场，连炊事班和运输队的人也搬了小板凳坐在外围。
空场上临时搭了一个木台子，台上放着一张桌子和一只扩音用的铁皮喇叭。
李云龙、赵刚和陈靖宇站在台上，台下的工人们交头接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但看到团长和政委同时到场，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例会。
李云龙先讲了话。
他说话嗓门大，不用扩音器，最后一排的人也听得清清楚楚。
他把国民党顽固派如何派特务潜入根据地、如何企图收买兵工厂技术骨干的经过讲了一遍，然后话锋一转，沉声点出了老周的名字。
台下安静了一瞬。
所有人都在寻找老周的身影。
老周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步子不快不慢，走上台时没有低头，也没有刻意挺胸，就那么自然地站到了台中央，接过李云龙递过来的铁皮喇叭。
他站在台上沉默了片刻，像在组织语言，又像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被那么多人同时注视的感觉。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不含糊，不像一个识字不多的老工人该有的措辞，更像是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找到了一个能说出来的出口。
“他们把方子拿走了，”他说，“炸死了他们自己七个人。”
台下又安静了一瞬。
接着，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开始鼓掌，那掌声起初是稀稀拉拉的，像是有些人在犹豫该不该拍手，但很快，它就沿着人群扩展开去，如同潮水般涌向讲台，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响亮。
老周在台上站着，嘴唇嚅动了几下，最终没有再说什么。
他朝台下欠了欠身，走了下去。
陈靖宇走到台前，没有用喇叭，他的声音在安静的场地上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国民党拿到的那份秘方，是我写的。从第一个数字到最后一个符号，每一处都是事先设计好的。”
他看着台下那一张张被阳光晒得黝黑的面孔，“老周在这件事里承担的风险最大，一旦对方在拿到方子之后立即扣人，他可能就回不来了。但他去了，把方子交出去了，又安然无恙地走回来了。老周是我们兵工厂的脊梁骨。”
台下再次响起了掌声。
这一次比之前更大、更久，持续了很长时间，像是要把老周在这件事里承受的所有压力和不为人知的紧张，都通过双手拍打出来的声音释放干净。
陈靖宇站在台上，听着那阵久久不息的掌声，没有再说话。
他知道，从今天开始，兵工厂里每一个人都会更加清楚：在这片土地上，技术和忠诚从来都是不可分的。
一道假秘方能炸掉敌人一座车间，远比在正面战场上消灭一个排的敌人更能震撼对方。
而更重要的是，那些想通过挖人来获取技术的人，从此会在动手之前，好好掂量一下自己要付的代价，有多重。
摩擦战虽然局部占了上风，但整体消耗的却是抗战最宝贵的资源，时间、人力、物资，以及那些本应指向日军的弹药和药品。
陈靖宇蹲在后勤处的仓库门口，看着一批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员被担架抬往后方的临时医院。
伤员的灰布军装上浸透了血和泥土，有人咬着牙一声不吭，有人意识模糊地呻吟着，担架经过时空气中留下一道混合着血腥味和碘酒气味的气息。
他蹲在那儿，手指夹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烟，看着那些担架消失在土路的拐弯处，然后把烟揉碎，扔在地上。
他转身回了窑洞，点起油灯，铺开纸，开始写一份报告。
报告写了整整一夜。
他把自己关在窑洞里，没有喝水，没有吃东西，坐在那张三条腿的桌子前面，用一支蘸水钢笔在纸上一直写到天亮。
油灯的灯芯剪了两次，天窗外透进来的光线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灰白。
他把这几个月来摩擦战消耗的物资数据，弹药、被服、药品、运输损耗，以及同一时期因为这些消耗而不得不压缩的对日作战计划，逐一列了出来，数据之后附上了自己的分析和建议。
字迹工整，条理清晰，没有情绪化的措辞，每一句话都用事实和逻辑支撑，像一份技术报告一样冷静。
报告的结尾，他写了一段话：在当前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总态势下，一切内部摩擦都是对抗日力量的削弱。
建议高层在维护根本原则的前提下，与抗日友军达成有限度的技术合作，我方已有数项成熟的军工技术，可在可控范围内以有偿共享的方式提供给愿意合作抗日的国民党部队。
这不仅能够减少我方的正面消耗，也有助于统一战线的实际巩固。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笔搁下，把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折好，装进信封，封口，在信封上写下了呈送单位和自己的署名。
这份报告通过内部通讯渠道递交了上去。
然后他开始等。
等了五天。
没有回复。
他没有追问，也没有再写第二份。
他懂得军工厂里那些零件在装配时的配合公差，如果过盈量太大，再加力只会导致零件损坏，唯一的办法是停下来，等温度变化，让热胀冷缩自然地改变配合间隙。
第七天，赵刚回来了。
赵刚从延安开完会回来的路上几乎没有停歇，灰布军装上还沾着马背上颠簸的尘土。
他没有回自己的住处，直接去了陈靖宇的窑洞。
进门之后，他把门带上，在灯下坐了一会儿，好像在斟酌措辞，然后开口了。
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隔墙有耳，又像是不想让这些话说出口之后再也收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