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的临时差事结束后，林晓与张择回到了汴京的市井之中。表面上看，生活似乎恢复了之前的节奏。张择重回画院，继续他那些琐碎临摹的功课，只是眉宇间多了些因见识过“新眼”与“内库重宝”而产生的、难以抹去的疏离与思索。林晓则在“聚源堂”后院独居的客店安顿下来，偶尔与张择相聚，探讨画艺，更多时间则是在城中行走，观察，倾听。
然而，空气正在悄然改变。那种“同游汴京”时的繁华与躁动，如今渐渐沉淀为一种更加深沉、也更加不安的底色。
起初是零星的消息，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漾开圈圈压抑的涟漪。茶肆酒馆中，开始有人压低声音，谈论着“北边”的消息。“听说太原府那边……打了几仗？”“何止！河北东路好几个州府，都被金人占了！”“嘘！小声点！莫谈国事！小心隔墙有耳！”
传递这些消息的，多是行色匆匆、面带忧色的行商，或是从北方州县逃难而来的亲友。他们的描述往往模糊，充满了惊恐与不确定性，但核心信息却惊人地一致——金兵，真的南下了，而且攻势凶猛。
林晓默默听着。他知道，靖康之变，这个在历史书上被反复提及的惨痛节点，正以前所未有的真实感，向他逼近。宣和七年（1125年）冬，金军分东西两路大举攻宋。如今，已是靖康元年（1126年）的深秋。历史的车轮，正轰隆隆地碾过华北平原，朝着这座不设防的繁华帝都滚滚而来。
与民间日益增长的恐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廷与宫廷的“镇定”，或者说，是一种令人心寒的麻木与最后的疯狂。
徽宗皇帝早在去岁金兵初犯时，便匆忙传位于太子赵桓（钦宗），自己退居龙德宫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试图逃避责任。新登基的钦宗，优柔寡断，朝政被主和派把持。前线将领求援、告急的文书雪片般飞来，朝廷的应对却迟缓而混乱，战和不定，寄希望于割地赔款的“和议”能换来一时苟安。
更让林晓感到荒谬与悲凉的是，即便在如此危亡关头，宫廷与权贵阶层的奢靡享乐，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有种末日狂欢般的变本加厉。“花石纲”仍在继续，甚至为了给退居“龙德宫”的太上皇修建新的园林“良岳”，搜刮奇花异石、珍禽怪兽的船队、车马，依旧络绎不绝地驶入汴京。城南新建的“延福宫”、“万岁山”，土木工程日夜不停，耗费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
林晓曾亲眼看见，一队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民夫，喊着嘶哑的号子，拖曳着巨大的太湖石，在初冬的寒风中艰难前行。石头被绸缎包裹，沿途有兵丁护送，而道路两旁，是面有菜色、眼神麻木的百姓。他也曾路过那些达官显贵的宅邸，即便在白天，里面依旧传出阵阵笙歌宴饮之声，脂粉香气与酒肉味道飘出院墙，与街角冻饿而死的乞丐尸首散发出的淡淡异味，混合成一种令人作呕的、属于末世的气味。
民怨在沉默中沸腾。市井间的窃窃私语，渐渐带上了火药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被更多的人低声吟诵。对“六贼”（蔡京、童贯等权臣）的咒骂，日益公开。甚至开始有大胆的士子，在公开场合抨击时政，虽然很快就被差役驱散或下狱，但那压抑的怒火，已然清晰可闻。
张择的忧虑与日俱增。他来找林晓喝酒的次数变多了，作画却少了。画院中也人心浮动，不少同僚都在暗中打听家乡的消息，或托关系将家眷送出汴京。“林兄，这汴京……还能守得住吗？”一次对饮，张择借着酒意，红着眼问道，“我听闻，金人铁骑，来去如风，凶悍无比。朝廷的兵……怕是靠不住。这满城的繁华，这翰林院里的字画典籍，还有……那方李廷珪墨，若是城破……” 他说不下去，只是猛灌一口浊酒。
林晓没有回答，只是慢慢转动着手中的粗陶酒杯。他怀中的银盘碎片，传来平稳的脉动，与城中日益弥漫的恐慌与颓丧气息格格不入。他知道结局，却无力改变，也无法宣之于口。他只能提醒张择：“张兄，时局如此，多想无益。不如多备些米粮药材，藏于稳妥处。画院那边，也需早做打算。”
他在暗示张择，也提醒自己，是时候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了。他利用柳芸所赠、尚未花完的金帛，悄悄购置了一些易于储存的干粮、肉脯、食盐，以及治疗外伤、风寒的常见药材，分别藏在“聚源堂”客店和自己另外租赁的一处偏僻小屋中。同时，他也更加留意汴京城的布局，特别是通往几个主要城门的路径，以及翰林院周边的巷道情况。一旦真的大乱，他需要清晰的撤离路线，也需要知道，在何种程度的混乱下，那座森严的翰林院，才有可能出现可乘之机。
山雨欲来风满楼。汴京这座极盛的帝国都城，此刻就像一个外表依旧华丽、内里却被蛀空了的巨厦，在越来越猛烈的历史风暴中，发出不堪重负的、细微的呻吟。而林晓，这个来自千年后的“看守者”，如同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一边感受着怀中“锚点”碎片那恒定的呼唤，一边目睹着这座巨厦在醉生梦死中，缓缓滑向崩溃的深渊。他知道，获取那方李廷珪墨的唯一“时机”，或许就隐藏在这即将到来的、毁灭一切的巨大混乱之中。但那也意味着，他和张择，必须深入最危险的漩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