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远的办公室从来没有这么满过。
他的办公室在写字楼三楼，靠码头那一边。平时只有他一个人。桌上堆的是合同和账簿。墙上挂的是工商登记证和税务登记证。窗台上放了一盆绿萝——是海妍送的，说可以吸甲醛。绿萝的叶子从花盆边缘垂下来，藤子有三根，最长的一根已经拖到了地板上。赵明远每次走过的时候都会绕开它。
今天办公室里多了三个人。徐文俊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周明坐在他对面。赵明远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桌上铺了一张很大的白纸——不是打印纸，是马六从东郊电器厂拿来的包装纸，一米二乘九十厘米。纸的背面是灰的，正面是白的。赵明远用铅笔在白纸正中间画了一个圈。圈里面写了两个字：望川。
开始。
周明拿起赵明远递过来的铅笔。他的手不抖了。三天前在防波堤上坐着的时候手还在抖。今天在铅笔的笔尖碰到纸面的那一刻，他注意到了：手稳了。不是不累。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收缩到了一个点上。那个点很小。像一个针尖。但针尖是钢的。
他在的周围画了六个小圈。每一个圈里面写一个数字，从1到6。六个壳公司。三个用来走账——他把这三个放在左边，用虚线连起来。两个用来放贷——放在右上方，用实线连起来。一个用来做抵押——放在正下方，用的线是一条很粗的线。粗线代表重资产。重资产的壳需要在银行里有足够的抵押物。
然后他在每个壳公司的圈旁边写了一些数字。采购额。出货额。银行流水。贷款余额。应付账款。所有的数字他都记在脑子里。不是粗略的概念，是精确到万的数字。他在省城陪沈望川开了上百次会。每一次会上沈望川的财务总监都会把上个月的月报摊开在桌上，第一页就是这六家公司，不是刻意给周明看，是沈望川信任他。信任的程度到了在他面前展示全部底牌的地步。
赵明远开始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对照这些数字和望川集团的公开财报。财报上的数字是合法的。每一个数字都有对应的发票和合同。但是当他把六个壳公司的流水和财报上的数字对照在一起看的时候，差距出现了。不是数量的差距，是通道的差距。财报上的应收账款有百分之四十是六个壳公司欠的。壳公司欠望川的钱，同时又欠别的壳公司的钱。六家公司像六个桶，水从第一个桶倒进第二个桶，第二个桶倒进第三个桶。倒到最后，水还在。但你分不清哪桶水是不是你一开始倒的那桶。
这个。赵明远用铅笔点了一下左下角的公司，五号壳。五号壳去年有一笔四百六十万的银行贷款。贷款用途写的是采购电子元件。采购方是三号壳。三号壳付了四百六十万给五号壳。五号壳把这笔钱分成三笔转出：两百万去了望川集团的账户，理由：代付进口关税。一百五十万去了省城中华评估所的账户，理由：咨询服务费。一百一十万去了一个私人的账户。账户的名字叫林定国。
林定国是谁。
周明的手指在白纸上停了一下。沈望川的司机。跟了他十二年。望川大厦地下车库有一辆奔驰S600。林定国开的。那辆车的行车记录本上每天登记的出车记录全部是沈总出行。但银行流水不会说谎，他个人账户上一百一十万的进账，来自一家壳公司。这笔钱在法律上可以是劳务费，但司机一年的劳务费没有一百一十万。这是洗钱。
够不够立案。
赵明远把铅笔放在白纸上。纸上的圈、线、数字组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网络。这张网络是周明在三年里一点一点记下来的。他不需要电脑，不需要文件柜，不需要保险箱。他只需要一样东西，沈望川对他的信任。而这份信任，今天变成了沈望川最薄的那块墙皮。墙皮被撕开了，里面是灰色的水泥。水泥还没有干。因为这笔钱就在今年。
够。银行转账记录是客观证据。三个壳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客观证据。五号壳的资金流向终点是个人账户，这是典型的洗钱路径。虽然沈望川本人没有直接出现在任何一笔非法交易里，他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但壳公司的控制链最终指向望川集团。控制链上的每一个人，从五号壳的法人到三号壳的财务主管，都是望川集团的在职员工。这就够了。够经侦立案。
徐文俊把白纸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圈和线。数字和箭头。三年来周明坐在沈望川旁边，听他说每一句话，看他在每一份合同上签字。他把那些会议室里的灯光、茶杯、合同纸、墨水味，全部转化成了这张白纸上的点线图。他不是卧底，他是被沈望川亲自选中的合作伙伴。沈望川选了他，是因为觉得他不构成威胁。周明也确实不构成威胁，直到沈望川亲手把他推到了墙角。
你准备了多久。
从我知道沈望川跟我爸不是朋友的那天起。那时候你爸的案子还在查。我爸在监狱里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走我的路。我走了他的反面，但不是因为我比他聪明。是因为我看到了他走的路尽头是什么。周明把铅笔放在白纸上。笔尖在白纸的边角上点了一个小点。很轻，像一个句号。但不是句号。是一个起点的标记。
这些东西我整理成三份。一份给周国安，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可以查壳公司的洗钱路径。一份给梁正清，省城商会可以用这些信息在理事会上逼沈望川退位。一份留在我这里，用法律手段攻击望川集团在滨海的商业布局。三份东西。三种路。同一个方向。
徐文俊看着白纸上的两个字。赵明远的铅笔字写得比平时重了一些。那两个字在纸面上凹下去了一点。凹痕很浅。但用手指摸能感觉到。
动手。
徐文俊把三份文件分别装进三个牛皮纸信封。第一个信封上写的是周国安的名字。第二个信封上是梁正清的名字。第三个信封没有写名字，只是封好了放在抽屉里。他的手在第三个信封上停了一会儿。那个信封里装的是望川集团在滨海的商业布局资料，三家客户，两条渠道，一个上游。这些资料足够赵明远在滨海的法庭上提起反不正当竞争的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不是刑事诉讼。它不需要犯罪事实，只需要损害事实。沈望川的低价倾销损害了文俊贸易的合法权益。这个案子可以在滨海中院立起来。立起来以后沈望川就必须派律师来应诉。他必须坐在法庭的被告席上。不是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是以商业竞争对手的身份。他这辈子坐过商会会长的椅子，坐过省城最贵的餐厅的椅子，坐过奔驰S600的后座。但他没有坐过法庭的被告席。那是另一把椅子。大小一样。硬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