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摆在1975年一整年没响。
最后一次是1974年七月。之后按月等，按季等，等到年底，顾工的小组把接收机的值班从三班减到一班，再后来减到有人想起来就去听听。信号消失得和出现时一样，不解释，不告别。钱老每隔一个月问一句，问的都一样：有新的吗？回答也一样：没有。
1976年初，钱老在科学院的会上说了句实话：我们现在对它的了解，和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一样多。唯一的区别是，我们知道它曾经停下过。
程念月调进了科学院深空所的编制，头衔是助理研究员，干的还是守机器的活儿。有人替她不值，说守着三年听了个响就完了。她自己倒没什么——她在岛上练出来的那套判断噪声的本事，所里没第二个人有，这就够了。
北方的消息是二月传来的：赫鲁晓夫退休了。
不是政变，没有清洗，一份措辞平淡的健康公告，加一篇官方的生平回顾，三十年的权力就这样翻篇了。接替他的是个新人——第九局档案里的资料薄得可怜：在乌克兰干了半辈子地方工作，往上走的每一步都踩得不偏不倚，外界能确定的只有两件事——他对军队没有根基，以及他在主管农业的时候亲手枪毙过两个虚报产量的干部。
这是个狠角色，但是个穷人。韩锋的评估报告里写，苏联交到他们手里的，是个空得响的粮仓。他头三年动不了我们，但会盯死一件事——钱从哪来。
程万里批报告的时候问了一句：粮食合同呢？
老合同照旧，新合同他们没提。看样子是想谈，但开不了口。
让他们开口。程万里说，主动把第三批的技术移交提前半年。粮食按约照付。他们越是穷，越不能显得我们在催账——落难的人最怕债主咳嗽。
菲律宾是三月里进入视野的，从一份谁也没在意的贸易简报开始。
简报是曼德林的财政部报上来的：过去一年，马尼拉向中南采购的柴油、化肥和药品翻了两倍，而菲律宾卖给中南的香蕉和铜矿却在减少——不是不想卖，是菲律宾的矿山在闹罢工，种园的卡车没有柴油。简报最后附了一句商务部驻员的闲话：菲律宾的米价，半年里涨了四成。马尼拉的商人说，他们国家正在变穷。
程万里在那句闲话下面画了线，让韩锋把菲律宾最近三年的所有材料调来。
材料不多，但拼起来是一幅清楚的图：美国在克拉克和苏比克湾的基地租约1979年到期，马尼拉已经在喊价；吕宋的稻田一年比一年少，人一年比一年多；南部的棉兰老在打仗，政府的军队打了四年没打完；马科斯把国会变成了盖章的地方，军队里的中下层军官牢骚很大。
隔着南海，暂时烧不到我们。韩锋说。
隔着海，程万里翻着材料，但隔着海的不叫火灾，叫机会。
他没有说破。接下来的几个月，事情一件一件地发生，每一件单看都无关痛痒：
四月，中南红十字会向棉兰老交战双方提供了一批价值不大的医疗援助，经手的是马尼拉的一家华商商会—— humanitarian 的名义下，第九局的两个人跟着医疗队进了战区，画下了那里的道路和港口。
六月，财政部批准了一笔低息贷款给菲律宾的国家电力公司，抵押物是三座水电站的二十年收益权。曼德林批的时候只当是普通生意，韩锋签字的时候多看了一眼抵押条款——三座电站都在吕宋。
八月，一场台风横扫菲律宾中部，中南的渔船队比菲律宾海军更早到达灾区，卸下粮食和药品就走了，没留名字，只在码头上留了几面旗帜。当地的广播念错了旗子的归属，把念成了，哈桑——如今已经是卡拉奇测控站的站长——听到转播的时候笑了一下，没纠正。
只有一件事，程万里亲自批的条子，写得很短：
南海渔业协定，可以和马尼拉谈。条款要松，姿态要低。让他们的渔民到我们的海域里来打鱼，鱼打得越多，话就越好说。
韩锋收到条子，看懂了七成。他在档案里新建了一个卷宗，编号用的是农业部渔业司的序列，名目是南海渔汛联合观测。卷宗的第一页只有一行字，是他自己写的：
不急。等他们先穷透。
这一年年底，程家宝带着媳妇和女儿回了一趟家。程想四岁，说话已经很有主意，饭桌上宣布她长大要当宇航员，全家都笑了，只有程万里没笑——他认真地问了孙女一个问题：
为什么呀？
因为天上没有穷人。小姑娘说。
桌上安静了一秒。程万里夹了块鱼放进她碗里，说：先吃饭。天上有穷人，地上的才要更使劲。
没人注意到他说这话的时候，筷子在碗沿上停了停——他刚才在想的，是南海对面那个正在变穷的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