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处长，今晚清河大饭店牡丹厅，六点半。张主任给您接风，委里几位领导都到。”
周一下午四点，李文把电话打到了那间玻璃办公室。
“谢谢李秘书。”我道，“周市长去吗？”
“市长今晚有别的安排。”
放下电话，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
接风是好事。可是一把手给一个刚来的处长接风，还把委里的班子都叫齐，这就不是接风。周明达不到场，那更清楚：这一顿饭是让下面的人先把他称一称。
……
牡丹厅一共十个人。张立本坐主位，左手是马卫国，右手空着一把椅子，那是给周明达留的，从头到尾没有人去坐。
“林处长来了。”张立本抬了抬下巴，“坐那儿。”
那是靠门的位置，正对着上菜口。
在这张桌子上，靠门那个位置从来是给最年轻的人坐的。但是一个正科处长坐在这里，自然不是年纪的事。
“谢谢主任。”我坐下。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张立本道，“林远同志，青阳来的，二十四岁。半个月之前还是副科，现在是我们委重点项目处的处长。周市长亲自点的将。”
二十四岁，半个月，副科到正科。三句话每一句都是真的，摆在一起就是一句话：这个人不是靠资历上来的。
一桌子人都笑了。
“年轻好啊。”一个副主任端起杯子，“我在委里熬了十九年才熬到副处。林处长这一步跨得，我得敬你一杯。”
“不敢当。”我站起来把杯子放低半寸，“罗主任，我是来学的。”
酒下去。
“林处长在青阳的事我们都听说了。”另一个开口了，“把县委办主任送进去，把市里下来的处长逼得摔杯子。”
“那是我年轻不懂事。”
“懂事就好。”马卫国接了过去，“林处长，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前面那一任叫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姓陈。”马卫国道，“去年三月调走的，调到市档案局做副局长。”
一桌子人又笑了。
从重点项目处处长到档案局副局长，级别没有动，位置差了十条街。这话自然不是说给别人听的，是在告诉他这把椅子上的人是怎么下去的。
“陈处长为什么调走？”我问。
厅里静了一下。
问这句话是不合规矩的。这种事只能听，不能问。
“年轻人，好奇心别这么重。”张立本把筷子放下了，“林处长，我们来说正事。”
“主任您讲。”
“旧城改造二期，棉纺厂那一块。”张立本道，“这个项目从前年立到今天，卡了三年。前年是资金，去年是规划，今年只剩最后一件事：地上还有人。”
“还有几户？”
“七户，实际住三户。”
这个数字和江如雪给的一样。
“最难的一户姓王，叫王满仓。”马卫国道，“棉纺厂的老职工，八九年就在厂里。拆迁队去过三次，第一次被他拿铁锹赶出来，第二次他躺在推土机底下，第三次他把自己反锁在仓库里，说谁进来他就点火。”
“他要什么条件？”
“他什么条件都不要。”马卫国道，“给过三套安置房，给过两百八十万，他一样不接。他说那个厂子里有他的东西。”
“什么东西？”
“谁知道。”
张立本端起杯子。
“林处长，这个项目在你手上。市里的意思很明确，月底之前地面必须清空。你有什么困难，现在说。”
一桌子人都不说话了。
这是今晚这顿饭的正题。他们要的不是他有没有困难，是要他当着九个人的面把话说死。只要他今天说了月底清空，这句话就进了大家的耳朵。将来出了事，那自然是他自己在酒桌上表的态。
“主任，我有三个困难。”
张立本抬起头。
“说。”
“第一，那三户的补偿协议签没签，签的是哪一版标准，我今天才第一次听说有七户。这件事我得先看材料。”
“材料明天就送到你办公室。”
“第二，那位王师傅说厂子里有他的东西。我们要拆的是一栋房子，但是他守的可能是一样别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在没有搞清楚以前动手，我怕出事。”
“出什么事？”
“我怕挖出来的东西不该我们看。”
厅里安静了两秒。
马卫国的手在杯子上停住了。张立本没有接这一句。
“第三个困难呢？”
“第三，各位领导。”我把杯子放下，“月底之前地面清空，这个话我今天不能说。不是我不想干，是这句话说出去，就是一个期限。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写着，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电等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给我一个期限，就等于逼我用那些方式。”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给各位领导交一个别的东西。”我道，“我明天开始进场，逐户见面，逐户记录，每一天写一份工作日志，抄送主任和马处长。什么时候能清空，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保证从明天起，这个项目上发生的每一件事，纸上都有。”
一桌子人的表情很微妙。
这番话挑不出毛病。我没有推，我说我明天就进场。我也没有接，我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日子。而那句每一件事纸上都有，落在这九个人耳朵里是另一个意思：从明天起，谁在这个项目上说了一句话，都会被抄送。
“好一个纸上都有。”张立本笑了，“林处长到底是学法律的。”
“主任过奖。”
“既然你要写日志，那就写。”张立本站起来，端着杯子，“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在清河，一个项目卡三年不动，那不是没有人能办，是没有人肯办。你今天接了它，往后不管谁在这上面栽了跟头，账都算在你头上。”
“我明白。”
“干了。”
……
九点半，散场。
我最后一个出的门。走到停车场的时候，马卫国在后面叫住了他。
“林处长。”
“马处长。”
“今晚你说得很漂亮。”马卫国走过来，“三个困难，一个也不推，一个也不接。这个手法我在青阳见过一次。”
“马处长记性好。”
“记性好没有用。”马卫国道，“我给你提个醒。你今晚讲的那一条二十七条，回去以后不要再提第二次。”
“为什么？”
“因为你讲一次，那是有原则。你讲两次，那就是有立场。”马卫国拍了拍我的胳膊，“在这个委里，有原则的人还能用，有立场的人只能换。”
马卫国走了。
我站在停车场里，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
这个人不蠢。我在青阳被逼签过免责声明书，回来以后一句怨言都没有，还专门等在停车场提醒我一句。这不是好意，这是在做一件更划算的事：让上面知道我和我之间已经没有旧账，同时让我知道，我今晚每一个字都被人一字不落地记着。
明天早上，这顿饭的每一句话都会摆在十八层那张桌子上。
包括那句“我怕挖出来的东西不该我们看”。
那句话是我今晚故意说的。
我要让那个人知道，新来的这个处长已经猜到地下有东西。一个猜到了却还肯往前走的人，在他们眼里自然只有一种解释：这个人想分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