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四点，市委九楼那间小会议室里只坐了三个人。
苏建国在主位，苏红袖在他左手，我在对面。
桌上摆着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四张笔录，抬头写着谈话记录，被谈话人分别是许长友、赵桂英、许成海、王秀珍，年龄从六十八到七十九，地址是青山镇同一个村。第二样是一本泛黄的工作笔记，封皮上没有字。第三样是一个牛皮纸信封。
“先说这四份笔录。”我道，“昨天下午我去了青山镇。这四位老人五年前是办过一次房屋过户，但是他们不知道那是房子。”
“不知道？”苏建国抬起头。
“他们只知道那年有人到村里，说镇上给老党员和五保户办手续，用得着身份证。”我道，“一辆面包车把他们四个拉到市里，在窗口排队，签字，按手印。中午管一顿饭，回去的时候一人给了两百块。”
“四百多万的房子，两百块。”
“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名下有过房。”我把其中一张推过去，“许长友那一张您看第三页。他说签字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一直站在旁边，替他们写名字，因为他们四个都写不好字。那个人自称是镇上的干部。”
“刘二狗？”
“不是。刘二狗是天穹的法定代表人，可是他也是这个村的五保户。”我道，“那天他也在车上，也是被拉去签字的一个。”
会议室里静了几秒。
苏红袖先开的口。
“也就是说，天穹控股的法定代表人本人，不知道自己是法定代表人。”
“对。”我道，“所以那天在窗口替他们写名字的那个年轻人，才是这条线上第一个能开口的人。四位老人里有两位记得他姓什么，因为他自己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是老周家的人。”
苏建国把老花镜摘了下来。
“记录里写了吗？”
“写了。是他们自己说的，我一个字没有引导。”我道，“这四份笔录单独拿出来什么也定不了。他们年纪大，记不清日期，法庭上一问就散。但是它有一样用处。”
“说。”
“它把一件账上的事变成了一件人身上的事。”我道，“账上那四户是合法过户，手续齐全，自然谁也挑不出毛病。但是过户的当事人不知道自己过了什么，四百多万一分没有收到。这两样一对，那四户就不是产权异常，是骗取国有资金。”
“定性。”苏红袖道。
“定性。”
苏建国把那四张笔录一张一张翻完，放下。
“第二份呢？”
“这是王满仓的。”我把那本泛黄的笔记推过去，“昨天上午我在棉纺厂问过他一句：那四户是什么时候走的。他当时没有答。今天早上他托医院的护工把这个送到了招待所门口。”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给你？”
“因为十年前有人跟他说过，将来自然会有一个人来问他四户的事。”我道，“那个人是我父亲。”
苏建国的手停在了笔记本上。
他把它翻开，看了第一页，又翻到中间。
那是一本很普通的工作笔记，前面几十页记的是车间排产和考勤。从第六十一页开始字迹换了一种写法，日期后面跟着车牌号、时间和人名。
“这是什么？”
“棉纺厂的门卫记录。”我道，“王满仓九六年到零三年在这个厂当门卫，厂子改制以后他下了岗，可是人没有走。十年前我父亲找到他，让他做的只有一件事：把进出厂区的车记下来。”
“他记了多少年？”
“到今天。”我道，“最后一页是前天，也就是拆迁队第三次去的那一天。”
苏建国把笔记合上，两只手按在封皮上。
“十年。”
“十年。他自然不知道这些名字有什么用，他只知道那个人交代过要记。”
“林远。”苏建国抬起头，“这本东西上有多少个名字是我们认得的？”
“我昨天晚上比对过。”我道，“从零九年到今年，有一百四十七次记录写着同一个车牌。这个车五年前换过一次牌，前后两个登记车主都是天穹控股的关联公司。”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三个月前。”我道，“那天这辆车在厂区里停了四小时四十分钟，进去五个人，出来五个人。王满仓在旁边写了一行：抬了三个箱子进去。”
苏建国把老花镜重新戴上，又摘了下来。
“红袖，你先出去。我跟他说两句。”
苏红袖看了我一眼，站起来走了出去，把门带上。
屋里剩下两个人。
苏建国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过去。我接了。他自己也点了一支。
“顾寒。”
我的手指顿了一下，没有否认。
“十年前你父亲最后一次到我这儿来，坐的就是你现在这个位置。”苏建国吐出一口烟，“他那天带了一份东西，我没有收。我跟他说，老顾，你手上的东西还不够，你再等半个月。”
“他等了几天？”
“九天。”
烟灰落在桌沿上。
“这十年我想过很多次，如果那天我收下来会不会不一样。”苏建国道，“想到后来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天我不收，不是东西不够，是我不敢收。我那时候在省委组织部，前一年刚提了一级。”
他把烟摁灭。
“三年前我主动申请到清河来。这三年我发过十一份督办函，十份被拖着，一份被顶回来。我一直以为我是被人架空了。直到前天下午我看着那四户的水电记录才明白，不是我被架空，是我一直在督办我自己不敢碰的东西。”
我没有接话。
苏建国重新坐了下来。
“小林。”
“苏书记。”
“我看你是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苏建国道，“在清河好好干，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这句话说得很平常，放在别的地方自然只是一句领导对下属的客套。
但是这句话是清河市委书记在关了门的屋子里，对一个到任十二天的处长说的。
在这个体系里，这样一句话不是安慰，是背书。它意味着从今天起，这个人在这个市里做的事有了一个出处。
我站了起来。
“苏书记，我不要安慰。”
“那你要什么？”
“我要一个身份。”
苏建国把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你现在是市发改委重点项目处处长。”
“这个身份明天就会没有。”我道，“天穹项目已经暂缓，重点项目处最大的一摊没了。张立本只要在委党组会上提一句工作需要，把我调去搞规划编制，我连账都摸不着。他不用整我，挪一个位置就够了。”
“你想去哪儿。”
“我不想去哪儿。”我道，“我要的是一把能查账的刀，而且这把刀不能挂在市政府那一头。”
苏建国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关于成立清河市委特别巡察组的决定。
我低下头看了一眼，没有伸手。
“这个组我三个月以前就报过市委常委会。”苏建国道，“当时被压下来了，理由是队伍不整齐。这一份是昨天晚上重新报的。今天上午常委会上没有一个人反对。原因很简单：昨天那份停工决议是周明达自己签的字，他现在没有理由反对一个查这个项目的组。”
“组长是谁？”
“市纪委书记。”苏建国道，“你是副组长，专责这一个项目。”
我这才把那份文件拿起来。
“苏书记，我接。但是有两句话我今天先说。”
“说。”
“第一句，这个组一旦动起来，头一个被查的不会是周明达，是替他管钱的那几个人。这些人里有一半是您常委会上的票。”
苏建国点了点头。
“第二句呢？”
“第二句是给我自己说的。”我把文件折好放进内侧口袋，“苏书记，我今天拿的是市委的名义。往后我做的每一件事，出了问题都算在这三个字上。所以我不会做一件没有文书的事，也不会去一个不带人的地方。”
“为什么跟我讲这个。”
“因为十年前我父亲最后那份东西是自己一个人送的。”我抬起头，“他要是那天多带一个人，或者多留一份底，今天坐在这儿的就不是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