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砖楼的门岗比76号森严得多。大门两侧各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刺刀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冷光。门廊里还有一道检查哨，由一个穿便装的特高课外勤坐在木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本登记簿，旁边放着一支南部十四式手枪。
汪曼春走在前面，从公文包里取出两张红色的特别通行证递过去。便衣外勤接过证件仔细核对，又抬头打量了郑耀先两眼，目光里带着日本人特有的审慎和傲慢。他在登记簿上写了几个字，将证件还回来，用生硬的汉语说了句：“二楼会议室。”
郑耀先跟着汪曼春走上楼梯。楼道里很安静，地板擦得锃亮，每走一步皮鞋底都会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墙壁上贴着“谨防间谍”的日文标语，红字白底，格外刺眼。二楼走廊尽头是一扇厚重的橡木门，门半敞着，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
郑耀先进门时扫了一圈。会议室不大，中间摆着一张长条桌，铺着深绿色的绒布。桌子靠窗的一侧坐着两个穿日军军装的人——其中一个肩章上是中佐军衔，四十出头，面容瘦削，颧骨很高，嘴唇抿成一条细线，正是特高课课长山本一郎。另一个年轻些，少佐军衔，戴着金边眼镜，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文件夹，看样子是山本的副官。
桌子另一侧坐着两个穿便装的人。一个是中年男子，微胖，穿灰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是汪伪政府经济司的副司长，姓秦。另一个人郑耀先没见过，三十来岁，穿藏蓝色中山装，面容清瘦，手里拿着一支钢笔，面前摆着一沓文件，看起来像是经济司的秘书之类的人物。
山本一郎看见汪曼春和郑耀先进来，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他用手指了指对面的空位，示意两人坐下。郑耀先拉开椅子，注意到汪曼春和山本之间交换了一个眼神——很短暂，但郑耀先捕捉到了。汪曼春和山本的关系比他之前判断的更密切，至少在这个协调会上，他们已经有过会前的沟通。
“都到齐了。”山本一郎开口，说的是日语，语气很平，不带情绪，“今天的协调会主要讨论两件事。第一，太仓至上海水路的封锁方案。第二，特高课近期查获的一份可疑人员名单，涉及汪政府内部几名官员，需要76号配合调查。”
郑耀先面上保持着专注的神情，心里却在飞快地运转。山本说的第二件事——可疑人员名单，毫无疑问就是渔夫提供的那份名单。山本选择在协调会上公开提出这件事，说明名单的调查已经推进到了一定阶段，特高课需要76号的力量来协助下一步的行动。
山本一郎示意副官把地图铺在桌上。那是一幅比例尺很大的太仓至上海水路图，用红蓝铅笔标注了十几个点位。山本站起来，拿起一根细长的指示棒，点在太仓境内的浏河渡口。
“根据可靠情报，江北的新四军近期将通过太仓线向上海运送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材。这批物资的数量不小，至少需要三到五艘民船运输。特高课已经掌握了他们在太仓境内的装货地点和主要运输路线。”山本的指示棒在地图上沿着一条蓝色虚线移动，“从太仓到上海有三条水路。第一条走浏河主航道，经过罗店、大场进苏州河。第二条走盐铁塘，经过嘉定进吴淞江。第三条绕远路走七浦塘，从西边绕进淀浦河再到龙华。三条水路在上海的最终集散点都集中在三个码头——十六铺、苏州河闸北段和吴淞口。”
郑耀先听着山本的讲解，目光在地图上来回扫视。山本掌握的信息比他预想的更详细。三条水路的走向、关键节点、最终集散地，这些数据和陆汉卿情报中渔夫出卖的内容高度吻合。这意味着渔夫已经把太仓线的底牌几乎全部交给了特高课。
“特高课的方案是，”山本收起指示棒，双手撑在桌沿上，身体前倾，“在三条水路的关键节点同时设卡，对所有过往民船进行拦截检查。76号行动处负责太仓境内的浏河渡口和太仓码头两个卡口，情报处负责上海市区的十六铺码头和苏州河闸北段。特高课直接负责吴淞口。”
汪曼春皱了皱眉，开口道：“山本课长，十六铺码头和闸北苏州河段范围很宽，码头泊位加起来有几十个，沿河还有大量私搭的临时货栈和船民聚居点。情报处的人手如果全部铺上去，至少要三个行动组轮班，每组不少于二十人。目前情报处可调动的外勤人员总共不到六十人，全部压上去，其他工作就得停摆。”
山本看了她一眼，语调不变：“汪处长觉得人手不够，可以从行动处调。梁处长那边的人比你多。”
“行动处的人不归我调。”汪曼春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淡，“梁处长今天没来，这个协调会他本人不到，调他的人我不好开口。”
山本把目光转向郑耀先：“郑副主任，你是76号的副主任，人员和资源的调配你可以协调。你的意见呢？”
郑耀先知道山本在把球踢给他。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如果他说可以调行动处的人，就等于替梁仲春做了主，事后梁仲春必然不高兴。如果他说调不了，山本就会质疑他的协调能力，甚至怀疑他故意不配合特高课的行动。山本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多疑，任何一点推诿都可能被他解读为别有用心。
“人手的事情可以解决。”郑耀先开口了，语气平稳，“十六铺和闸北苏州河段虽然范围大，但真正能停靠中型民船的泊位是有限的。十六铺有四个货运泊位，闸北苏州河段能停中型民船的只有两处——废弃货仓附近的老码头和面粉厂后墙外的石阶码头。情报处的人不需要把整段河岸都封死，只要在这几个关键泊位设卡，再配备两到三支机动巡查组沿河抽查，基本能覆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风险点。这样算下来，情报处出三十人，行动处支援十到十五人，总数不超过四十五人，可以实现二十四小时轮班值守。”
山本听完，看了汪曼春一眼。汪曼春没有立即反驳，而是拿起笔在面前的本子上快速写了几行字，然后抬起头：“郑副主任对码头泊位这么了解，看来之前做安保评估的时候下了不少功夫。”
郑耀先知道汪曼春又在敲打他，但他面不改色：“安保评估是李主任交办的任务，我不过是照章办事。”
山本显然对这个细节不感兴趣，他摆了摆手：“人员调配你们76号内部协调，我只要结果——三天之内，所有的卡口都必须到位。太仓那边由行动处负责，梁处长不在，郑副主任你替我转达。如果行动处的人手安排出了问题，我直接找李主任。”
这话说得很重。郑耀先点了点头：“我会把山本课长的要求完整转达给梁处长。”
山本把指示棒放在桌上，示意副官收起地图。他坐下来，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然后翻开面前的一个黑色文件夹。文件夹里夹着几张打字机打印的文件，纸张雪白，和76号通用的毛边纸完全不同——这是特高课内部的正式文件。
“现在说第二件事。”山本的语调比之前更沉了一些，目光在对面几个人的脸上逐一扫过，“特高课近期从一名可靠情报来源那里获得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上列出了五名涉嫌为重庆方面或延安方面工作的潜伏人员。这五个人都在汪政府内部担任公职，其中有人接触的机密等级非常高。”
会议室里的空气陡然收紧。经济司的秦副司长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手里的钢笔在指间转了两圈。汪曼春的表情没有明显变化，但郑耀先注意到她握笔的手指微微收紧了。显然，山本提到这份名单之前，汪曼春并不知情——至少她不知道山本会在协调会上公开这件事。
山本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但并没有递给任何人，而是拿在手里自己看。他念出了第一个名字：“海关税务司副处长钱伯钧，已逮捕并审讯，确认其为重庆军统上海站提供货运情报。此人已于上月月底被处决。”
秦副司长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钱伯钧是他的同行，两人在海关系统共事多年，虽然谈不上深交，但突然听到对方的死讯，还是让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山本继续念：“法租界公董局华人秘书顾维铭，已逮捕并审讯，确认其通过法租界的地下渠道向抗日武装传递情报。已处决。”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落在桌面上，形成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郑耀先的目光落在桌面的条纹上，耳朵却在捕捉山本说出的每一个字。
“第三个人，”山本的手指在文件上停了一下，“汪政府经济司物资调配委员会委员，庄季平。三天前已在苏州被秘密逮捕，目前正在押解回上海的路上。”
秦副司长猛地抬起头：“庄季平？山本课长，庄季平是我们经济司的人，他在物资调配委员会负责的是华东地区的棉纱调配，接触的都是正当的商务往来，怎么可能是——”
“秦副司长。”山本打断他，语气冷了下来，“庄季平是不是潜伏人员，特高课自有判断。我建议你不要在公开场合为一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做任何担保，这对你没有好处。”
秦副司长的嘴唇动了动，最终没有说话。他把钢笔放在桌上，手指交叉握在一起，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
郑耀先把这些反应看在眼里。山本念出的三个名字，和陆汉卿情报中渔夫怀疑名单上的前三名完全吻合。这意味着渔夫提交给特高课的名单就是那份五人的完整名单，没有被修改或删减。那么剩下的两个名字——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明楼和明诚——山本为什么没有念出来？
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山本对明楼的身份有所顾忌。明楼是汪伪政府经济司的首席财经顾问，级别比钱伯钧和顾维铭高得多，直接动他需要更高级别的授权，甚至可能需要报备南京和日本军部。第二种可能更危险——山本故意不在协调会上提明楼的名字，是因为他已经在对明楼进行秘密监控，不想在76号内部走漏风声。
无论是哪种可能，明楼现在的处境都比他之前预想的更加危险。山本已经抓了庄季平，名单上的五个人只剩明楼和明诚。特高课的收网速度比他预想的更快。
山本把那张纸放回文件夹里，合上封面，双手交叉放在文件夹上，看着对面的几个人：“名单上还有两个名字，目前不便公布。但这两个人的身份等级比前面三个更高，牵涉面更广。特高课需要76号情报处配合做一件事——对这两个人近期的活动进行侧面调查，包括他们的通讯记录、出行规律、社交范围，以及经手的公务文件。所有的调查都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惊动当事人。”
汪曼春立刻问：“调查对象在我们情报处的日常监控范围之内吗？”
“在。”山本看着她，“两个人都在汪政府内部任职，和你们76号有公务往来。其中一个人和汪处长你本人还有一些私人交情。”
汪曼春的眼神变了。她不是蠢人，山本这句话几乎等于明示。和她有私人交情的汪政府官员，能让山本特别点出来的，整个上海滩只有一个人——明楼。
郑耀先也听出来了。他不需要看汪曼春的表情就知道她此刻心里在想什么。汪曼春和明楼的关系在76号不是什么秘密——明楼是汪曼春的师兄，两人曾经有过一段感情，虽然现在明楼对她若即若离，但汪曼春对明楼的感情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山本当着她的面说出这句话，既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警告——提醒她公私分明，警告她不要感情用事。
汪曼春沉默了大约三秒钟，然后开口，语调恢复了情报处长该有的冷静：“山本课长，我需要确认一下。特高课对这两个人的怀疑，是基于实质性证据，还是仅仅停留在情报来源的单方面指认？”
山本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你是在质疑特高课的情报来源？”
“我是在确认调查的级别和方式。”汪曼春没有退缩，“如果特高课手里有实质性的证据，比如这二人与敌方联络的信件、电报或者资金往来记录，那调查就应该是拘捕审查的级别，由特高课和76号联合行动。如果目前只是情报来源的口供指认，没有实物证据支撑，那调查就只能停留在侧面摸底的阶段，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这两者的区别很大，我必须问清楚。”
山本盯着她看了几秒钟，然后微微点头，算是认可了她的解释。“目前阶段是侧面摸底。特高课的情报来源提供了这二人的代号和组织隶属关系，但直接的实物证据还在搜集过程中。在实物证据到位之前，不能惊动目标。这就是我要求严格保密的原因。”
“明白了。”汪曼春点了点头，“情报处会成立一个专门的暗查小组来负责这件事。人选上我会亲自把关，所有调查记录直接报给山本课长，不经过76号内部的文件流转系统。”
山本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算是满意的表示。他转向郑耀先：“郑副主任，你是76号的副主任，这件事你需要全程知情，但不直接参与暗查。你的任务是协调76号其他部门配合情报处的工作，同时确保暗查过程中的保密纪律。如果内部有人泄露风声，你要负连带责任。”
“明白。”郑耀先简单地回答。
山本合上文件夹，站起身。其他人也跟着站了起来。协调会结束了。
郑耀先和汪曼春走出会议室时，走廊里已经没有人了。下楼梯时汪曼春走在前面，她的背影很直，步子很快，高跟鞋在楼梯上踩出一串急促的响声。郑耀先跟在后面，从她的步态中读出了某种焦虑——山本刚才的话对她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走到一楼门厅时，汪曼春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郑耀先：“郑副主任，山本课长说的那两个人，你应该猜到是谁了。”
郑耀先没有正面回答：“汪处长想说什么？”
“我想说，”汪曼春的声音压得很低，“这件事涉及到的人，无论如何我都会公事公办。但如果有人想借着特高课的调查公报私仇，或者趁机在背后做文章，我汪曼春也不会客气。”
郑耀先听出了她话里的意思。汪曼春在警告他——不要利用这个机会对明楼落井下石。在汪曼春看来，郑耀先是军统叛逃过来的人，和明楼这种从法国留学回来的经济官僚本就不是一路人，两人在76号的几次碰面中也并不融洽。如果郑耀先趁机在暗中推动对明楼的调查，甚至在山本面前添油加醋，那对明楼来说就是雪上加霜。
“汪处长多虑了。”郑耀先的语气很淡，“我对明楼先生没有私人恩怨。山本课长让我协调保密纪律，我就协调保密纪律。至于调查本身，那是你们情报处的事情，我不会插手。”
汪曼春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两秒钟，似乎在判断这句话的真伪。最终她没有再说什么，转身推开玻璃门走了出去。
郑耀先跟在她身后走出特高课大楼。正午的阳光已经偏西，街上的日本兵换了一拨岗哨。司机把车开到门口，两人上车后，汪曼春靠在座椅上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睁开，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翻开空白页开始写什么。郑耀先没有侧头去看，他的目光对着车窗外倒退的街景，脑子里在飞速地整合刚才会议上获得的所有信息。
山本已经抓住了庄季平，名单上的五个人只剩明楼和明诚。特高课没有立刻抓人的原因，山本说是“实物证据还在搜集”，但郑耀先判断这不完全是真话。山本是一个手段非常狠辣的人，如果他真的确信明楼是潜伏人员，即使没有十足的证据他也会先抓人再审。他之所以不动明楼，更像是因为明楼的位置太特殊——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可以接触到汪伪政府最核心的经济决策，直接动他需要日本军部的批准。山本在等，等一个足够分量的人或者足够充分的理由，来推动军部下决心。
这个等待的时间窗口，就是明楼脱险的唯一机会。
但郑耀先现在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他必须把这个情报传递给陆汉卿，让陆汉卿通知明楼尽快撤离或者采取应对措施。但汪曼春刚才在车上提到太仓线的时候点了四个码头——浏河渡口、太仓码头、十六铺码头、苏州河废弃货仓——这四个地点和渔夫出卖的节点完全一致。这说明山本已经拿到了太仓线的完整情报，封锁行动即将展开。郑耀先同样需要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让太仓线上的同志提前转移物资和人员。
两个情报，一个关系到明楼的生死，一个关系到太仓线数十名同志和一批重要物资的安全。哪一个都不能耽误。但他和陆汉卿的紧急联络机制有固定的时间窗口，不能随时随地进行。而且汪曼春刚才在车上提到的码头布防，意味着情报处和行动处从今天下午开始就会进入高强度的行动状态，他的时间会被大量挤占，单独外出联络的风险也会成倍增加。
郑耀先闭上眼睛，让大脑在有限的信息中寻找最优解。片刻之后，他重新睁开眼睛，目光恢复了惯常的冷静。
他需要在今晚之前见到陆汉卿。不管用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