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所在老城区一条巷子里，门面是一栋三层自建房改的，外墙贴着白色瓷砖，瓷砖缝里长着青苔。门口挂着一块竖匾，白底黑字——“正和法律服务所”。匾上的漆被太阳晒得起了皮，“法”字的三点水偏旁缺了一角。孙倩站在门口，把工装裤上的面粉拍掉。她刚从超市下班，工作服没换，墨绿色的夹克，左胸口印着超市的logo，右肩膀沾着一片不知什么时候蹭上去的酱油渍。酱油渍干了，硬邦邦的，她用手抠了一下，没抠掉。
她推开门。一楼是接待室，摆着一张人造革沙发，革面裂了，裂缝用透明胶带粘着。茶几上放着一摞法律宣传册，封面印着“法律援助指南”六个红字。宣传册上落了一层灰，最上面那本的灰里，有人用手指划了一道——不知道是谁，不知道什么时候。她从那道指痕旁边走过去，上楼。楼梯是铁制的，焊在墙上，踩上去“咚咚”响。扶手是钢管，被无数只手握过，磨出银亮的底色。她的手握上去，掌心那个结痂的水泡硌在钢管上，疼了一下。她没有松开。
二楼。走廊窄，只够一个人通过。墙上贴着律所的业务范围——离婚纠纷、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刑事辩护。每一行字下面都印着一个二维码，扫码咨询。二维码有几个已经花了，被什么液体泼过，墨迹洇开，扫不出来了。走廊尽头那间，门开着。门上贴着律师的照片，照片上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国字脸，浓眉毛，穿着黑色西装，红色领带。照片下面印着名字：郑国栋。
孙倩站在门口。郑国栋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手机，手机横着，外放着短视频，一个女声在唱“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他看到门口的人影，把手机按灭，抬起头。
“孙倩？”他把眼镜往上推了推。眼镜是金属框的，鼻托一边高一边低，歪在鼻梁上。他没有扶正。
“郑律师。”孙倩走进去。办公桌对面有一把椅子，折叠椅，椅面上的人造革破了一个洞，露出里面黄色的海绵。她在椅子边缘坐下来，没有靠。背上工装夹克的酱油渍硌着椅背。
郑国栋把她上次来的时候填的表格从抽屉里翻出来。表格夹在一个塑料文件夹里，文件夹是蓝色的，封面用记号笔写着“孙倩”两个字。他把文件夹打开，平铺在桌上。孙倩看到自己上个月签的名字——潦草的，急着签完的。和超市领款单上一模一样。
“你的探视权申请，法院那边有反馈了。”郑国栋把眼镜摘下来，用衬衫下摆擦了擦。衬衫是白色的，下摆洗得起了毛边。他把眼镜戴回去，鼻托还是歪的。“第一次探视的情况，心理辅导师出具了一份报告。”他从文件夹里抽出那张报告。纸很薄，背面透出正面的字。他没有念，只是用手指在某一行的位置上点了一下。指尖压着的那行字，孙倩隔着桌子看不见。但她知道写的什么。“安安说，你不是他妈妈。他妈妈不要他了。”
“法院的意见是——”郑国栋把报告翻过来，背面朝上，压在文件夹底下。“再次申请探视，需要你提供一份心理评估报告。由法院认可的专业机构出具。证明你目前有能力给安安提供稳定的情感环境。”他把“情感环境”四个字咬得很清楚，不是加重，是怕她听不懂。做法律援助的律师，习惯了把法律术语嚼碎了喂给当事人。嚼碎的过程中，那些字句在他牙齿间变得面目模糊。孙倩听懂了。不需要嚼碎。这四个字她上个月在陈默的律师寄来的法律意见书里看到过。“建议评估标准”那一页，措辞放软，标准不放。门没有关，门槛不低。迈得过来就迈，迈不过来——门开着，是你自己的腿不够长。
“需要多少钱。”
郑国栋把眼镜又摘下来。这次没有擦，拿在手里，镜腿合上又打开。金属铰链发出细细的、疲劳的声响。“司法鉴定机构，全套心理评估。三千到五千。时间大概一个月。”
孙倩把手放在膝盖上。超市工装裤的膝盖部位磨得发亮，那是每天蹲在仓库货架前面搬酱油、醋、料酒，膝盖压在水泥地上，压出来的。亮的那两块，布料表面的纤维被压平了，反着光。她的手指蜷起来，指腹摸到掌根那个结痂的水泡。痂的边缘翘起来了，新长出来的嫩肉在痂底下是粉红色的。她摸着那圈翘起的痂，没有撕。
“我没有钱。”
她把这句话放在桌上。不是抱怨，不是乞求。是陈述。像在说“今天下雨了”。像在说“酱油瓶盖是红的，老抽瓶盖是黄的”。像在说“两千八，二十八张”。像在说“小熊饼干九块八一盒，我放回去了”。她只是把事实放在桌上。
郑国栋把眼镜戴上。鼻托还是歪的。他没有回答。法律援助律师见惯了这句话。他的办公桌上堆着几十份文件夹，每一个文件夹里都装着一个人。那些人走进来，坐下来，把“我没有钱”放在他桌上。有的放得很大声，拍着桌子，说“凭什么”。有的放得很小声，像做错事，低着头，说“能不能少收一点”。有的不放，只是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不说话。他把他们的“没有钱”收进蓝色文件夹里，用记号笔写上名字，放进抽屉。能帮的就帮，帮不了的就告诉他们帮不了。然后下一个。
他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但今天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女人，她的手放在膝盖上，超市工装的墨绿色袖子下面，手腕上有一道一道旧的水泡瘪痕。指甲缝里嵌着没洗干净的酱油色。脸上那四道血痂正在褪成褐色，从颧骨斜拉到嘴角，像四道干涸的河床。她瘦了很多。颧骨比上个月来填表的时候更凸了，下颌线从耳垂到下巴的那道弧度更利了。不是变好看了——是熬出来的。她的眼睛看着他的眼镜，不是看他，是看他鼻梁上那个歪着的鼻托。她没有催他回答。
郑国栋把文件夹合上。塑料封面碰着桌面，发出一声空心的闷响。
“你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探视权纠纷在援助范围内。评估费能减免一部分。但就算减免——”他把文件夹推进抽屉。抽屉轨道涩了，推了一半卡住，他又推了一下，进去了。“时间省不了。”
孙倩把目光从歪着的鼻托上移开，移到他身后的窗户。窗户是老式的木窗，刷着绿漆，漆皮龟裂成一小片一小片的鱼鳞状。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山墙，墙上爬满了爬山虎。秋天了，叶子红了一半，绿的一半。红的朝着太阳，绿的背着太阳。同一根藤上，叶子不同命。
“我等。”她说。
两个字。和她签离婚协议时写下的那两个字一样。孙倩。潦草的，急着签完的。那时候她等不及要离开。现在她等。等一个月。等心理评估。等那份盖着红章的报告送到法院。等下一次探视排期。等安安坐在游戏室里，彩色泡沫地垫，红一块蓝一块黄一块绿一块。等他的手从玩具车上移开，抬起头，看她一眼。哪怕只是远远看一眼。
郑国栋把老花镜摘下来。他的眼睛不花，戴的是平光镜。做律师久了，他发现戴眼镜会让当事人觉得他更可靠。镜片是挡箭牌，隔着镜片看人，人和镜片一起变模糊，有些话就好开口了。他把眼镜腿合上，放进衬衫口袋里。衬衫口袋洗得变形了，袋口塌着。
“孙倩。”他第一次叫她的名字。不是看表格，是叫。他的声音不戴眼镜的时候比戴眼镜的时候轻一点，像卸了一层东西。“法院让我转达——第一次探视的录像，他们看了。心理辅导师的报告，他们也看了。”他停顿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不是不耐烦，是把后面的字从喉咙里推出来。“如果下次探视，安安仍然出现明显的抗拒反应。探视权可能会被中止。”
孙倩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不是攥，是收。手指往掌心里蜷，指甲陷进那个翘起的痂边缘。新生的粉红色嫩肉被指甲压得发白。她把手指松开。嫩肉弹回来，重新变成粉红色。她说：“知道了。”
她站起来。折叠椅在她起身的时候晃了一下，椅面上那个破洞里露出的黄色海绵，被她坐过的温度焐热了一小块。她把椅子扶正。工装夹克右肩膀的酱油渍从郑国栋的视线里经过。褐色的，边缘深中间浅，像一片干透了的落叶。
“郑律师。麻烦你了。”她走到门口。手扶着门框，门框上的漆被无数只手摸过，摸出木头本色。她摸在那片本色上。温的。
“孙倩。”郑国栋的声音从身后追上来。她没有回头。“下次来的时候，带一份收入证明。超市盖章的。法律援助要存档。”
“好。”
她走出律所。铁楼梯在脚下“咚咚”响。钢管扶手被她的手握过的地方，留下极短暂的体温，被十一月的风吹散了。一楼接待室，人造革沙发上的透明胶带翘起一角，粘着一只苍蝇。苍蝇的翅膀在胶带上挣扎，发出极细的、几乎听不见的嗡嗡声。她从苍蝇旁边走过去。推开门。
天黑了。不是全黑，是傍晚那种深蓝色。路灯刚亮，橘黄色的光从灯罩里漫出来，落在人行道的青砖上。对面楼的墙根底下蹲着一只橘猫，和超市后巷那只一模一样。它在舔前爪，舔几下，抬起头看她一眼。低下头继续舔。她从猫面前走过去。猫没有躲。
她站在路边。车流从面前经过。下班高峰，电动车、自行车、汽车搅在一起，车灯连成一条流动的光带。红色的尾灯往东，白色的大灯往西。她站在两条光带中间的人行道上，没有动。
她忽然想起签离婚协议那天。也是这样的傍晚。深蓝色的天，刚亮的路灯。她从民政局走出来，手里拿着离婚证。证是枣红色的，塑封过了，在傍晚的光里发着暗暗的红。她站在民政局的台阶上，把离婚证举起来对着路灯看了一眼。封面上“离婚证”三个字烫了金，路灯照上去，金字反着光。她把证收进包里。皮包，黑色的，金属链子。链子勒着肩膀，她不觉得沉。她走下台阶。陈默走在后面。她没有回头看他。她那时候觉得自己终于自由了。不用再听王秀英的数落，不用再看陈默站在水池边吃凉汤圆的背影，不用再闻他工作服上的机油味，不用再嫌他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的黑泥。不用再蹲在幼儿园门口哄安安，不用再洗那件领口拉链坏掉、用别针别着的灰色外套。不用再在孙倩的叹气声里把手指交叉在一起，指节发白。自由了。
她走下民政局的台阶。张伟的车停在马路对面。二手奥迪A6，黑色的，车身上有一道划痕，从后门拉到尾灯。他靠在车门上抽烟，看到她出来，把烟扔在地上，用鞋尖碾了一下。烟头的火星溅开来，在傍晚深蓝色的空气里亮了一瞬，灭了。他张开手臂。她扑进去。他的怀抱是暖的，毛衣上有一股烟草和车载香水混在一起的味道。他把下巴搁在她头顶，说“恭喜脱离苦海”。她笑了。不是哈哈大笑，是埋在他胸口，嘴角弯起来。他的毛衣摩擦着她的嘴唇，有点扎。她那时候不知道，那不是自由。那是深渊的第一步。她站在深渊边缘，把离婚证举起来对着路灯，烫金的字反着光，她以为是出口。不是。是入口。
现在她站在路边。路灯还是那种路灯。橘黄色的光漫在人行道上。深蓝色的天，刚亮的灯，和那天一模一样的傍晚。她的包从皮包换成了帆布包，金属链子换成了磨得起毛的布带子。包里没有离婚证。离婚证在月租六百房间的衣柜最底层，压在安安的出生证明下面。出生证明上“母亲姓名”那一栏，印着她的名字。印刷体，黑色的，一笔一划清清楚楚。她是他的妈妈。法律意义上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但安安说“你不是我妈妈”。
车灯从她面前流过。红色的往东，白色的往西。她站在两条光带中间。包里的手机贴着大腿上那块被铁皮货架磕出来的淤青。她没有拿出来看。王秀英的催债消息她还没有回。孙浩的高利贷，八万。她不知道那个数字和老周转给儿子的数字一模一样。她不知道老周的儿子叫周平，平平安安的平。她不知道老周把攒了八年的九万三千块转出去八万，附言“不用还。好好过”。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的口袋里装着两千八，二十八张。交完房租还剩两千。吃饭。买一盒小熊饼干，放回去。
她往月租六百的房间走。帆布鞋踩在人行道上，鞋底那块被酱油渍浸过的袜子，已经不凉了。被体温焐热了，又被路面的凉意重新渗进来。她走得很慢。路边的银杏树正在落叶，黄透了的叶子从枝头脱开，打着旋往下落。有一片落在她肩膀上，在墨绿色工装夹克的肩章上停了一下，被风吹走了。她看着那片叶子飘走，飘到非机动车道上，被一辆电动车的轮子碾过去。叶子碎了，碎成几小片，贴着地面飞了一小段，落进下水道的铁栅格里。
她走到月租六百的楼下。七层，没有电梯。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大半年，她摸黑往上走。走到第三层，走廊尽头那扇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墙上有别人家窗户里透出来的光。她站在那面墙前面，和上次一样。墙上的光比上次多了一盏。不知道是哪家新搬来的，或者是哪家晚归的人。她看着那些光。有一盏是暖黄色的，有一盏是白炽灯的惨白，有一盏忽明忽灭——大概是接触不良。她把那些光看了一遍，然后继续往上走。
七楼。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门开了。房间里还是早上走时的样子。被子叠了，泡面碗洗了倒扣在窗台上。窗台上并排放着一只搪瓷杯，杯里插着一根牙刷。牙刷毛炸开了。她坐在床沿。床垫的弹簧在身下响了一声。她从口袋里把信封掏出来。两千八。二十八张。她数过两遍。她把信封压在枕头底下，和安安的红色棉袄放在一起。棉袄袖口那片洗不掉的奶渍，在黑暗里看不见。
她躺下来。天花板上的裂缝从灯座爬到墙角。她的眼睛跟着那道裂缝走。从左到右，从右到左。隔壁传来电视声，放的是晚间新闻。主持人正在念本市要闻——某教育基金成立，资助贫困儿童。她没有听清名字。她把被子往上拉，盖住肩膀。被子是上一个租客留下的，薄薄的，被头那块黄渍洗了很多遍，洗不掉。
窗外，对面的墙上，那盏忽明忽灭的灯又闪了几下。彻底灭了。过了几秒，重新亮起来。暖黄色的，稳的。她看着那盏灯，闭上眼睛。睫毛在颧骨的阴影里微微颤动。她睡着了。枕头底下，两千八百块压着红色棉袄，红色棉袄贴着出生证明，出生证明贴着离婚证。枣红色的，烫金的字在黑暗里看不见。但它们在那里。她睡在这些东西上面。呼吸慢慢变得悠长。天花板上的裂缝从灯座爬到墙角。窗外那盏灯一直亮着。暖黄色的，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