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部长到京州那天,天难得放了晴。
一月十二日,星期四。
汉东省委大院门口挂着“热烈欢迎公安部领导莅临指导”的横幅,红底白字,措辞克制,但安保等级比往常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
从机场高速到省委大院沿线,交警已经提前做了分流疏导,路面干干净净,没有封路,没有鸣笛开道,一切布置都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这是工作行程,不是视察排场。
省委三号会议室里,人已经到齐了。
赵立春坐在长桌一侧的主位上,左手边是高育良,右手边是省长刘长兴。
祁同伟坐在高育良下首,面前摊着一份汇报材料的提纲,没有翻开。
秦局长坐在对面,身旁是京州市委书记和市长。
赵东来作为京州市局代表坐在靠门的位置,腰背挺得笔直。
会议室里的气氛不算紧张,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收敛得恰到好处——不大不小的庄重,不多不少的期待。
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
门开了。
孟部长走进来的时候,没有预想中的前呼后拥。
只有一个秘书跟在身后,拎着一个深色公文包。
他本人穿一件深蓝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一种长期在高层工作的干部特有的表情——不是严肃,而是一种深沉的、不怒自威的平静。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赵立春率先迎上去,双手握住孟部长的手。
“孟部长,一路辛苦了。”
“立春同志客气了。”
孟部长点了点头,目光越过赵立春的肩膀,在会议室里扫了一圈。
他的目光在祁同伟身上停了不到一秒。
就是那不到一秒的停顿,让祁同伟确认了一件事——孟部长知道他坐在哪里。
孟部长在主位坐下,随行秘书将公文包放在他身旁的桌上,退到后排。
赵立春简单致了欢迎辞,措辞规范,语气得体,无非是“感谢部里对汉东政法工作的高度重视”和“这是对全省公安干警的巨大鼓舞”。孟部长听完,微微点头,没有接话,而是直接翻开面前的工作笔记本。
“先不谈工作。”
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穿透力极强,像是从胸腔深处自然发出来的,不需要任何刻意的加重就足以让在座的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先去看看受伤的群众,再看看一线的同志们。”
慰问的第一站是受害者程某的家属。
程某本人已经出院了,在和燕路派出所做完了笔录,带着他那二十万工程款回了家。
他受的是惊吓,没有受伤。
但孟部长还是去了他家——京州老城区一套老旧的两居室,客厅里摆着八十年代的组合柜,茶几上铺着一张洗得发白的桌布。
程某的妻子看到孟部长进门,一下子站起来,手足无措地在围裙上擦着手,嘴里反复说着“领导好、领导好”。
程某本人站在一旁,额头上还贴着一块创可贴,是当天摔在路肩上蹭破的。
孟部长没有坐。
他站在客厅中间,握着程某的手,语气很轻:
“受惊了。案发当天的情况,秦局长跟我汇报了。你取的是工程款,给工人发工资的。”
“是、是。”
程某连连点头,“年底了,工人等着拿钱回家过年,我心里急,走得快,没注意身后……要不是那个——”他顿了顿,似乎在想措辞,“要不是那位便衣警察同志,我这个年是过不成了。”
“那个便衣警察,是你们汉东省公安厅的祁同伟同志。”
孟部长说,语气平淡,像是在纠正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
程某愣住了。
他的妻子也愣住了。
两个人都是起早贪黑的工作,手机用的都是翻盖的。
显然不知道那天在银行门口制服歹徒的人是谁——新闻上说的是“省厅厅长”,但他们没有把电视上那个模糊的身影和“省厅厅长”这个头衔联系起来。
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厅长是坐在办公室里签文件的大官,不会出现在包子铺门口。
孟部长没有多做停留。
他握了握程某的手,又握了握他妻子的手,转身出了门。
第二站是和燕路派出所。
派出所不大,一栋三层小楼,外墙刷着米白色的涂料,门口的值班室里坐着几个正在接警的民警。
孟部长走进去的时候,没有人起立列队——这是祁同伟提前交代过的。
值班副所长正在接一个报警电话,抬头看见来人,差点把话筒掉在地上。
孟部长摆了摆手,示意他继续工作。
他挨个看了值班室、调解室和监控室,在一楼的装备室门口停下来。
装备室的墙上挂着一排防暴头盔和盾牌,旁边的架子上整齐地码着几套单警装备——手铐、警棍、催泪喷射器、强光手电。
孟部长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来,目光越过随行的人群,落在队伍末尾的祁同伟身上。
“祁同伟同志,你就是用这样的手铐把他砸倒的?”
祁同伟上前一步:“是,孟部长。制式警用手铐。”
孟部长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
他伸出手,握住祁同伟的手,握了两秒钟。
那只手干燥有力,不像一个长期坐办公室的人。
他松开手,又握了握旁边赵东来的手,然后是几个当班民警的手,挨个握过去,每次握手都带着一种不加修饰的真诚。
“辛苦了。”
他对每个人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都不一样,像是在根据每个人脸上的表情调整着这三个字的温度和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