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哪个。”
县邮电局收发室的窗户开着半扇,里头那个老头戴一副蓝布套袖,正拿一个木头戳子往一摞报纸上头盖,盖一张翻一张,手腕不抬。院子是水泥的,扫得干净,靠东墙停着一溜车,二十来辆,一半是绿的,后架两边挂着帆布兜,兜口敞着。
“工会的孙德海。”我说,“孙主席。”
老头把戳子搁下了,他看的不算是我的脸,是我的书包。
“学生找工会主席。”
“找。”
“干啥。”
“送样品。”
他从窗台上抓起半截铅笔,在一个本子上头写:四月二十八日,八点四十,苏放,找孙德海,写完把本子转过来让我瞧了一眼,像是让我核对。
“二楼东头。”他说,“走廊到底那间,他今天在。”
“大爷您贵姓。”
“宋。”他把本子合上,“宋福来。”
我把车支在东墙那一溜的最外头。车是何艳的,墨绿凤凰,后座上那块海绵垫还绑着,两根黑皮筋箍着,垫子比上个月脏了一层。四月十六号那仨礼拜到期,她把车往我手里头一撂,说仨礼拜是仨礼拜,车是车,撂完索性转身就走,没回头,这半个月我用它驮过两趟线,驮过一趟油毡。
假是昨天下午跟马素芬请的,我直说了,说去邮电局。她拿铅笔在请假条上点了两下,问我几点回来,我说十点半,她说十点半我第三节课点你名。
楼梯是水磨石的,扶手包着铁皮,摸上去凉。二楼走廊两边挂着玻璃橱窗,里头贴照片,最大的那张是一群人杵在一辆邮车前面,底下压一条红纸——一九九三年度先进集体。红纸的一角卷起来了,用图钉重新按住过,图钉的位置偏了半寸。
走廊到底那间门开着。
“孙主席。”
“哎,进来进来。”
屋里头俩办公桌,一张空着。孙德海坐在靠窗那张后头,五十来岁,个子高,坐着都能看出背有点驼,他手里头捻着一串钥匙,八九把,捻得哗啦响。桌上头摊着一摞挂号信底单,压着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缸沿磕出一个豁口。
“你是——”
“孙爱民让我来的。”
钥匙串不响了。
“爱民?”
“河沿街往东第四棵柳树。”我说,“刻章那个。”
“那是我本家。”孙德海站起来了,绕过桌子,抬手把靠墙那把椅子挪出来,“一个爷爷。你坐,你多大。”
“十五。”
“十五。”他从暖水瓶架子上抓了个玻璃杯,杯底一圈茶垢,吹了两下,抓一撮茶叶扔进去,“十五还上学吧。”
“上着。”
“三中还是一中。”
“三中。”
“三中好。”他把开水冲下去,茶叶浮起来一层,“我那小子当年也三中。”
我把书包从肩上头卸下来,抱在腿上,最里层那块布硬硬地隔着帆布顶着我的胳膊。四月一号夜里印出来的三张里的一张,我拿报纸包了两层,用皮筋箍着,二十七天没动过。
窗台上摆着几样东西,一条毛巾,叠成方块,白的,中间一道蓝杠,旁边一块香皂,黄的,还没拆纸。再旁边一个搪瓷缸子,白的,缸壁上一行红字,隔这么远看不清。最外头是一个灰布袋子,素的,没字,摊着,上头压着一张纸。
我先瞧见的是那个搪瓷缸子,我那会儿以为那是他自个儿的。
“孙主席。”我说,“我今天来是——”
“定下来了!”孙德海把杯子往我这边一推,杯底在桌面上磨了一声,“正好,这个事你替我跟爱民说一声,他上回赶集跟我念叨半晌,说我们局里发东西寒碜。你告诉他,今年不寒碜。”
我的手在书包带子上停住了。
“定下来了。”
“上礼拜三。”他一屁股坐回椅子上,那串钥匙往桌上头一扔,“毛巾两条,香皂一块,搪瓷缸子一个,装一个布袋子里头。袋子上印咱局的名。一人四块。”
“一人四块。”
“一千一百八十七人。”孙德海伸手拎过把窗台上那个搪瓷缸子拿过来,往桌上头一墩,缸子里是空的,声音很脆,“九个乡邮电所全算上。一个都不落。”
我的眼睛落在缸壁那行红字上:丰阳县邮电局 一九九四年五一,四千七百四十八。
这个数我算过。四月一号夜里在印刷厂三楼,孙爱民换版那半分钟,我蹲在台子腿边上,就着一根蜡烛在《丰阳报》报头边上用铅笔写下来的,写得很小。糖厂三千九百二十,邮电局四千七百四十八,俩数中间我画了一道横杠,横杠底下画了个箭头,箭头指着底下那个。
那张报纸这会儿还在我裤兜里头,卷着。
“你看看这个样。”孙德海把窗台上那个灰布袋子拽过来,俩手抖开,摊在桌上头,“行不行。”
袋子摊平了。一尺二乘一尺六。素的,一个字没。压在上头那张纸出溜下来,是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上头描着十仨字——丰阳县邮电局 一九九四年五一。描的,铅笔起的稿,外头拿蓝墨水一笔一笔勾出来,勾到第九个字“九”的时候手抖了一下,那一横比上头那一横粗。
描的不是印的。
“行。”我说。
“袋子小了没有。”
“不小。”
“两条毛巾一块皂一个缸子,装得下不。”
“装得下。”我把那张纸推回去,推的时候手指头在纸边上按了一下,按得有点重,纸角起了个折,“袋子底下那道缝走双线,装得住。”
孙德海笑了。
“你还懂这个。”
“我妈会缝。”
“那是。”他把袋子重新叠起来,叠得不利索,四个角对不齐,“咱县里会缝的多了去了。”
我把玻璃杯端起来,水还烫,杯壁烫手,我端着没喝。
“孙主席。”
“嗯。”
“这活儿谁做。”
孙德海正在把那张描了字的纸往袋子上头压。
“纺织厂的。”他说,“供销科老郑。”
我端着杯子的那只手往下压了半寸,杯底磕在桌沿上,磕出一声。水没洒。
“老郑。”
“郑连生。”孙德海抬起头,“你们纺织厂家属院的?那你认得。”
“认得。”
“他上礼拜一头一趟来,蹲我这门口外头等了俩钟头,我开会去了。”孙德海把钥匙串又抓起来捻上了,“这个人实在。他给我算了三遍。他说孙主席你听我说,四块钱发毛巾发肥皂,人家拿回去往柜子里一塞,谁记得是哪个单位发的。你把局的名印袋子上,人家拎着走一趟街,全县城都瞧见了。”
我没说话,这句话是我的。三月二十七号下午我在糖厂工会那间屋里头跟张国庆说的,一个字不差,张国庆那会儿听不懂,我又说了一遍。
“我一听这个话就对了。”孙德海说,“四千七百多块钱花出去,得让人瞧见。”
“对。”我说。
“你这娃子。”孙德海指了指我,“你也懂。”
我把杯子送到嘴边,喝了一口,太烫,从舌头一直烫到嗓子眼儿,我咽下去了。
“孙主席。”
“嗯。”
“布袋子他打哪儿印。”
“印刷厂。”孙德海把钥匙串搁下,“他说他找人。这个我不管,我只管三十号早上东西齐齐囫囵摆我这院里头。”
“三十号。”
“后天。”他伸手在桌上头那摞挂号信底单上敲了两下,“五一是礼拜天,礼拜六上午发,各所来人拉。”
我又喝了一口,这一口不烫了,是我舌头麻了。
“行。”我说。
“你今天来是干啥来着。”孙德海这才想起来问,“爱民让你来送啥样品。”
书包在我腿上。带子在我右手里头攥着,攥得那根帆布带子的毛边扎手心。里头那块布隔着帆布顶着我的小臂,硬的,报纸包了两层,皮筋箍着。
“我妈自个儿做点针线活儿。”我说,“想问问局里有没有零碎的活儿。”
“针线活儿。”
“缝个套子,补个邮包啥的。”
“那个我们所里头自个儿有人。”孙德海摆了摆手,摆完又寻思话说得硬了,往前探了探身子,“这么着,你把你妈名字给我留下,回头有零碎的我寻思着。”
“不用了孙主席。”
“留下。”
我把她的名字说了,周凤琴,周是周,凤是凤凰的凤,琴是钢琴的琴。孙德海拿铅笔在挂号信底单的空白边上记了,记完拿指头压了压。
“行了。”他瞧了一眼墙上头的挂钟,“你快回学校吧,别耽误上课。”
我没动。
“您这茶我喝完再走。”
孙德海愣了一下,随后哈哈笑了两声,把自个儿那个豁口搪瓷缸端起来,跟我碰了一下。
“喝,喝。”
那杯茶不多,多半杯。我一口一口喝,喝到末了一口,茶叶梗子进了嘴里头,我用舌头顶到牙床外头,跟水一块儿咽下去了。杯底剩一层茶叶,我把杯子倒扣在桌角那张废报纸上头,扣正了。
我站起来。
“孙主席,谢谢您的茶。”
“谢啥。”
“国庆节你们还发不发。”
孙德海抬起头看我,瞧了两秒,笑得眼睛眯起来。
“看情况。”他说,“十月一那一回不一定有钱。”
“那我十月一之前来。”
“来。”他挥了挥手,“让爱民带你来。”
我把书包背上,走出去。走廊里那排玻璃橱窗从我左边一格一格退回去,退到楼梯口那张先进集体的照片,红纸卷角的那个图钉,还是偏着的。
下楼,水磨石台阶拢共十六级,中间有个平台,我在平台上停了一下,把书包从右肩换到左肩,那块布转到我后腰上,硌着。
院子里那一溜绿邮车还在,有个人正把一个帆布兜往后架上系,系了三道,我从他后头过去,出了大门洞。
“哎。”
收发室的窗户还开着半扇,宋福来把那副蓝套袖往上撸了撸。
“找着了没有。”
“找着了。”
“孙主席这个人好说话。”他把木头戳子重新拿起来,“你那个样品他要了没有。”
我没答这句。
“宋大爷。”我说,“纺织厂供销科那个郑连生,他哪天来的。”
“老郑啊。”宋福来把戳子往印泥上一按,“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三天。”
“三天,一天一趟。”戳子按在报纸上头,咚的一声,“头一趟他在这院里头站了俩钟头,孙主席开会没回来。第二趟他拎了两斤鸡蛋,孙主席没收,让他拎回去了。”
“第三趟呢。”
宋福来抬起眼皮。
“第三趟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说,“跟他一块儿进这个门的,是农机公司那个。个儿高,黑,穿一身军绿棉猴,这个天了还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