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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廷中,像徐有贞这种靠着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谋求晋升的官员,并不稀奇。

甚至可以说,朝堂之上,这样的“识时务者”为数不少。

他们擅长察言观色,趋炎附势,脸皮比墙还厚,手段比刀还快。

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京营参将石亨。

石亨其人,本不是文官出身,靠着战功与投机上位,平日里虽在军中挂职,但对朝中风向却是格外敏感,尤其擅长揣摩上意。

眼见当今越王徐闻风头正盛,他自然不肯错过这个机会,决定赌一把大的。

于是,石亨郑重其事地向朝廷上奏,请求为越王的祖墓立碑。

不是自家出资,而是奏请工部拨款、由朝廷出面修建。

这一举动一出,群臣哗然。

自永乐朝以来,大明从无为功臣祖宗立碑的先例。

历朝功臣,若要纪念先祖,无非自家花钱修整祖墓,想怎么立碑就怎么立碑,只要不过分、不越规制,朝廷一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由官府出面、官方撰文立碑,这可就不是寻常事了。

更何况,这还是为越王徐闻的祖上立碑。

石亨的奏本中言辞极尽奉承之能事,说越王殿下自幼仁孝、才德兼备,堪比周公。

他能成为如此英才,定然是因其父母教养有方,其祖宗必定德高望重、功勋卓着,理应由国家出面,隆重纪念。

否则,便是大明对圣贤不敬、对子孙教化不周。

这番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实则是赤裸裸地在向越王府献媚。

朝中众人心知肚明,但有谁敢出面反对?

要知道,越王府徐家如今在京中的声势正盛。

越王父子四人,执掌军政大权,权柄甚重,便是废立皇帝,也就一句话的事情。

甚至有不少官员私下已将徐闻视作天子。

石亨此举,不啻于当众表忠。

若有人跳出来反对,岂不是摆明了和越王过不去?

一时间,群臣鸦雀无声,连素来直言敢谏的御史也闭口不言,只当没看见这份奏章。

石亨心中得意洋洋,觉得自己这一招走得极妙。

只要越王收下了这份“孝敬”,日后自己这位“首倡尊祖”之臣,还愁没有好处?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朝廷这边才刚刚批准,工部尚未动工,越王府便传来消息。

徐闻亲自表态,说徐家祖墓早已修整妥当,不劳朝廷费心,自家子孙祭扫自会安排。

他言辞婉转,但态度坚决,甚至还特意派徐谦入宫,在皇帝面前将此事回绝得干干净净。

此事一出,满朝为之一静。

原本以为这场献媚之举会水到渠成,哪曾想徐闻居然来了一招釜底抽薪,彻底断了石亨的念头。

知情人不由暗自称奇。

众所周知,越王为人一向低调谨慎,从不喜铺张浪费,更不肯借祖宗之名谋私利。

他虽身在越王府,却未曾僭越王礼,连府中修葺,也皆自掏腰包,从不倚仗朝廷之力。

更重要的是,这番话传达出的信息极为清晰:他,徐闻,并不接受这些“刻意讨好”!

于是,原本躲在一旁看戏的官员们,忽然都明白过来。

拍马屁也要分时候,若拍得不是马,而是老虎屁股,那可就尴尬了。

更何况,这“老虎”还是那位素来沉稳冷峻、不好近身的越王徐闻。

而石亨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本想借着替祖墓请碑这一招,向越王献上一片“忠心”。

谁料不仅讨不到好,反而落了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当事人石亨自然是最难堪的。

嘴上虽不敢说,心里却憋着一股火。

他原以为此举十拿九稳,越王再怎么低调,面对一份由朝廷亲自出面、翰林院撰文、工部拨款的高规格“孝心”,也得点头谢恩。

结果好家伙,徐闻一句“祖墓已修,不劳朝廷”,干净利落地把他打了回来,连一丝余地都没留。

这可不是简单的回绝,而是明晃晃地告诉全朝:我徐闻不需要、也不接受你们这些人的虚情假意。

石亨自知闯了祸,回到府中便闭门不出。

往后朝会,更是再不敢提“祖墓”“碑文”半个字。

走在朝中遇见越王派人,他都会悄悄换路,就怕再闹出什么笑话。

石亨这一脚踩得太重,触了霉头不说,更是误判了徐闻的性子。

在这件事之后,朝中不少人暗暗记住了越王的一个特点:

虽为宗室亲王,却不喜铺张,不纳奉承,是真正有骨气、能断事的大人物。

民间更是传得热闹。

茶楼酒肆里,老百姓谈起此事纷纷称道:“听说越王连朝廷花钱为祖宗立碑都不肯,实在有节气。”

有人感叹:“越王殿下之风骨,真乃千古稀有。”

又有人评论:“有越王在,大明之福也。”

这些话传到徐闻耳中,他只是淡淡一笑。

活了这么久,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没见过?

无论是风口浪尖的朝局暗斗,还是民间口耳相传的浮名虚誉,徐闻早已看得透彻。

他自问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守祖规,知分寸,不忘本。

而他传出去的那句:“祖墓已修,不必劳烦朝廷”,不仅仅是一次对谄媚者的婉拒,更是一次对朝堂风气的警醒。

皇恩浩荡,也不能成为攀附的借口。

尊祖敬宗,也不能沦为官场交易的筹码。

徐闻的话不重,却比重锤还沉,直接敲在那些人心里。

原本想要借机效仿石亨“献孝”的官员们,在听到越王的回复之后,全都偃旗息鼓。

连在翰林院里动笔准备碑文的书吏,也悄悄把草稿揉成一团,扔进了火盆。

自此以后,朝中风气竟因此收敛不少。

有人在私下感慨:“越王这一句话,抵得上三道谏章。”

还有文官暗自记录此事,写入日记:“朝风之清,始于越王拒碑。”

徐闻当然知道,风气的改变不是一句话能做到的。

但只要人人都收敛几分,大明的官场,将少几分浑浊,多几分干净,变得更加美好。

风骨从来不在声高,而在理直;不靠喧哗,而靠分寸。

这一场小小的“碑文风波”,便是徐闻给朝堂上的一记无声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