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桥竣工那天，陈念推着轮椅上的爷爷站在渡口。新刷的桐油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桥栏上雕着连片的银杏叶，风过时像有细碎的金箔在摇晃。老人的手指顺着木纹慢慢滑过，忽然停在一片叶子的凹槽里——那里藏着半道极浅的刻痕，和当年他亲手凿在旧桥桩上的记号一模一样。
“是这个位置。”老人的声音带着颤，“当年她总说，这片叶子要刻得深些，不然涨水时会被冲掉。”
林深站在桥中央，望着对岸银杏巷的方向。巷口的老银杏已经长得合抱粗，金黄的叶子落了满地，像铺了层厚厚的阳光。他怀里揣着母亲留下的红裙子，布料在樟木箱里存了五十年，依旧带着淡淡的樟脑香，领口的银杏叶刺绣被岁月浸成了温润的米黄色。
陈念忽然指着巷尾的一栋老房子：“爷爷说过，她家有扇雕花木窗，窗台总摆着瓶野菊。”话音未落，那扇窗“吱呀”一声开了，一位白发老太太探出头来，手里攥着个竹篮，篮子里盛着刚摘的银杏果。
四目相对的瞬间，老太太手里的篮子“哐当”落在地上。她扶着窗框的手指节泛白，目光死死盯着林深怀里的红裙子，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老人从轮椅上挣扎着要站起来，喉间发出嗬嗬的声响，胸前的两枚银杏叶胸针在阳光下撞出轻响。
“红……红裙子……”老太太忽然捂住脸哭起来，“我以为你早忘了……”
1973年的洪水比预想中来得更猛。那天清晨，沈曼（林深的母亲）攥着船票跑到渡口时，只看见冲垮的木桥在浊浪里沉浮。她沿着河岸跑了整整一天，鞋跟磨掉了，红裙子下摆被树枝勾出破洞，却连个人影也没找见。回到银杏巷时，家里正在打包行李——父亲被下放到农场，她必须立刻动身。
“我在桥桩上刻了记号的。”陈爷爷枯瘦的手抓住老太太的手腕，“我说过会等。”
“我看见了！”沈曼的声音哽咽着，“可我走得急，只能把胸针埋在银杏树下。那枚刻着你名字的，我一直戴着。”她颤抖着拉开衣领，颈间果然挂着条细银链，坠子正是枚银杏叶胸针，背面刻着个模糊的“念”字。
原来当年沈曼走后，陈爷爷每天都会去银杏树下刨土，直到第三年春天才挖出那枚胸针。而沈曼到了农场后，发现自己怀了身孕，为了保护孩子，不得不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实人，只是始终没舍得扔掉那枚刻着“深”字的胸针——那是当年定情时，她亲手为他刻的。
暮色漫过桥面时，沈曼从箱底翻出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半张船票，一本磨破脊的诗集，还有几十封没寄出的信。最底下压着片塑封好的银杏叶，上面用铅笔写着：“等我回来，在桥上等你，等一辈子。”字迹被泪水晕开了边角，却依旧清晰。
陈念忽然想起什么，拉着林深往巷口跑。老银杏树下，她蹲下去扒开厚厚的落叶，露出块松动的青石板。底下藏着个褪色的布包，里面是本速写本，第一页画着个穿红裙子的姑娘，在渡口的晨光里回头笑，左眼角的痣像颗小小的朱砂。
“这是我奶奶的笔迹。”林深翻开母亲的相册，最后一页贴着张褪色的合影。年轻的沈曼站在银杏树下，手里举着片金黄的叶子，身后不远处，穿棉布衬衫的青年正偷偷往她口袋里塞着什么。
“是银杏果。”陈爷爷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泪光，“她说吃了银杏果，秋天就不会咳嗽了。”
晚风吹过桥面时，两枚银杏叶胸针被并排别在桥栏的最高处。林深和陈念并肩站着，看两位老人坐在轮椅上絮絮叨叨，讲那些被洪水冲散的岁月，讲银杏巷的银杏落了多少回，讲彼此藏在心底的牵挂。
“爷爷说当年没等到人，就把速写本里的红裙子改成了白衬衫。”陈念捡起片落在肩头的银杏叶，“没想到五十年后，红裙子还是找回来了。”
林深望着远处渐次亮起的灯火，忽然明白有些等待从来不会过期。就像这银杏巷的银杏，年复一年地黄了又绿，就像这渡口的桥，塌了又建，总有什么东西会穿过岁月的雾霭，沿着落叶铺就的路，一步步走到彼此面前。
月光爬上桥栏时，两枚胸针在风里轻轻碰撞，像谁在低声说着迟到了半个世纪的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