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四号，曹大林回到了长白山草北屯。离开不过十来天，山里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向阳坡的积雪化了，露出黑褐色的土地；河边的柳树冒出了嫩黄的芽苞；空气里带着泥土苏醒的湿润味道。
合作社院里，王经理正带着几个社员清点仓库的存货。看见曹大林回来，王经理松了口气：“你可回来了！再晚几天，咱们跟供销社的合同就要违约了。”
“怎么了？”曹大林放下行李。
“野山参不够数，”王经理愁眉苦脸，“年前盘点还有六斤，现在只剩四斤半了。有三两是虫蛀了，不能用；还有一斤二两……被人偷了。”
“偷了？”曹大林心里一沉。
“我怀疑是内部人干的，”王经理压低声音，“仓库钥匙就三把，你一把，我一把，保管员老李一把。老李说他没动，那……”
曹大林没急着下结论：“先别声张，查清楚了再说。差多少？”
“差半斤。合同要求五斤，咱们只有四斤半。供销社那边说了，少一两都不行。”
半斤野山参，按合同价是六十块钱。钱不多，但信誉重要。第一次合作就违约，以后就难了。
“我想办法，”曹大林说，“离交货还有半个月，来得及。”
他先回家。春桃正在院里晾衣服，看见他，眼里有泪光：“回来了？”
“回来了，”曹大林放下行李，抱了抱妻子，“山山呢？”
“跟吴爷爷上山去了，说是去看‘开江鱼’。”
正说着，院门被推开，山山像个小炮弹似的冲进来：“爸！”一头扎进曹大林怀里。
曹大林抱起儿子，掂了掂：“重了。想爸没？”
“想！”山山搂着他的脖子，“爸，吴爷爷带我去河边，看见鱼了！这么大！”小手比划着。
吴炮手跟在后面进来，笑呵呵的：“开江了，鱼往上水游，正是下网的时候。大林，你回来得正好，明天咱们组织人打鱼，补上参的缺口。”
“打鱼能换参？”曹大林问。
“能，”吴炮手说，“下游屯子老张家，去年存了些参，舍不得卖。他家儿子要结婚，缺钱办酒席。咱们用鱼换参，他肯定乐意。”
这倒是个办法。野山参有季节，现在还没长出来，只能找存货。鱼是时鲜货，开江第一网鱼，金贵。
“行，明天打鱼，”曹大林下了决心，“多打点，除了换参，也给社员分分，开春补补身子。”
晚上，曹大林召集合作社理事会开会。先说了参被偷的事。
“这事要查，但不能闹大，”曹大林说，“咱们刚起步，经不起内乱。我的意见：第一，加强仓库管理，以后进出都要两人签字；第二，这次损失，从合作社公积金里补上，不追究个人，但下不为例。”
这个处理既维护了团结，又立了规矩。大家同意。
“当务之急是补足供货，”曹大林说，“明天组织打鱼，用鱼换参。谁认识下游屯子老张家？”
李卫民举手：“我认识。老张是我表亲，他家确实存着参，去年挖的，品相不错。我去说，应该能成。”
“好，卫民负责联系，”曹大林分配任务，“吴叔带人打鱼，王经理准备包装，其他人照常生产。半个月内，一定要把货备齐。”
散了会，曹大林没急着回家，在合作社院里站了一会儿。早春的夜风还凉，但已经有了暖意。天上半个月亮，星星很亮。
他想，合作社就像这早春的山，看似苏醒，实则脆弱。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生长。得小心呵护，耐心经营。
第二天，二月十五号，农历正月十六。按山里规矩，过了正月十五，年就算过完了，该正经干活了。
天还没亮，曹大林就带着打鱼队出发了。一共八个人：吴炮手、刘二愣子、赵木匠、李卫民，还有四个年轻社员。带着渔网、鱼叉、鱼篓，还有干粮。
河在屯子南边二里地，叫草河，是松花江的支流。冬天封冻时，冰厚三尺；现在开化了，河中间裂开一条水道，水流湍急，带着冰碴子哗哗地响。
“在这儿下网，”吴炮手指着一处河湾，“水流缓，鱼在这儿歇脚。”
大家开始准备。渔网是麻线织的，网眼寸半，专捞大鱼。用长竹竿把网撑开，横在河道里，网底坠上石头，沉入水底。网口对着水流方向，鱼顺流而下，撞进网里就出不去了。
下了三张网。然后等。
早春的河边还很冷，大家生了堆火，围着烤。曹大林拿出带来的玉米饼子，在火上烤热了，分给大家吃。
“曹主任，兴安岭那边，春天也打鱼吗？”一个年轻社员问。
“打，”曹大林说，“鄂伦春人叫‘开江鱼’，跟咱们一样。但他们方法不一样，用‘挡亮子’，筑坝拦鱼。”
他讲了在兴安岭看到的打鱼方法，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这方法好，”赵木匠说，“不伤小鱼。咱们以后也试试。”
正说着，吴炮手忽然站起来：“有动静！”
大家跑到河边看。一张网的浮漂在剧烈晃动——有鱼进网了！
几个人合力拉网。网很沉，拉得吃力。“是大鱼！”刘二愣子兴奋地喊。
网拉上岸，大家欢呼起来——网里三条大鱼，每条都有三四斤重，是草鱼，银白色的鳞片在晨光下闪闪发光。
“好兆头！”吴炮手笑，“开春第一网，就是大鱼，今年准丰收。”
把鱼放进鱼篓，继续等。一上午，三张网轮流转，捞了二十多条鱼，有草鱼、鲤鱼、鲶鱼，还有几条稀有的细鳞鱼。
中午，大家在河边简单吃了饭。曹大林看着满满几鱼篓的鱼，心里踏实了。这些鱼，换半斤参绰绰有余。
下午，李卫民去下游屯子找老张家。曹大林和吴炮手带着鱼先回合作社。
路上，吴炮手说：“大林，有件事……我得跟你说。”
“您说。”
“参被偷的事……我可能知道是谁。”吴炮手声音很低。
曹大林停下脚步：“谁？”
“刘二愣子的堂弟，刘小三，”吴炮手说，“年前我看见他在仓库附近转悠，鬼鬼祟祟的。当时没在意，现在想想……”
刘二愣子的堂弟，曹大林有印象，十八九岁，在合作社干零活，平时看着挺老实。
“有证据吗？”曹大林问。
“没有，”吴炮手摇头，“就是看见。要不……我去问问？”
“别，”曹大林说，“没证据，问了反而坏事。这样，您多留意点，如果他真有问题，迟早会露马脚。咱们先装着不知道，该用他还用他，但重要的活不让他碰。”
这是以退为进。吴炮手点头：“行，听你的。”
回到合作社，王经理看到这么多鱼，很高兴：“够换了！老张家那边，卫民去说了，应该没问题。”
果然，傍晚李卫民回来了，背着一个布包：“谈成了！半斤参，换二十斤鱼。老张说，要鲤鱼和草鱼，不要鲶鱼。”
“为啥不要鲶鱼？”刘二愣子问。
“鲶鱼有土腥味，城里人不喜欢，”李卫民说，“鲤鱼草鱼好卖。”
大家把鱼挑出来，鲤鱼八条，草鱼七条，凑够二十斤。老张家给的参用红布包着，打开一看，品相确实不错：芦头完整，须根密，有“珍珠点”。
“这参值了，”吴炮手鉴定后说，“至少是八年参，市场上能卖十五块钱一两。咱们用鱼换，划算。”
参的问题解决了，大家都松了口气。
晚上，曹大林在家请客——请合作社的几个骨干吃饭，算是补上正月十五的团圆饭。春桃做了八个菜：红烧鲤鱼、清蒸草鱼、小鸡炖蘑菇、酸菜粉条、炒蕨菜、拌柳蒿芽、煎豆腐，还有一盆白菜猪肉馅饺子。
大家围坐一桌，热热闹闹。曹大林拿出从兴安岭带回的野果酒，给每人倒了一小杯。
“这第一杯，”曹大林举杯，“敬春天，敬咱们的山，敬好年景。”
“敬春天！”大家碰杯。
酒是甜的，带着野果的香气。几杯下肚，话匣子都打开了。
吴炮手讲起了他年轻时打鱼的故事：“……那会儿我才二十，跟师傅在牡丹江打鱼。有一回，网着一条大鱼，少说五十斤，拉不上来。师傅说：‘小子，下水，把它推上来。’我年轻，虎，真就跳下去了。水冰凉，鱼劲大，拖着我在水里转。我憋着气，抱住鱼脑袋，硬是把它顶出水面……”
“后来呢？”山山听得入迷。
“后来？”吴炮手笑，“鱼上来了，我冻僵了。师傅把我捞上来，用雪搓了半个时辰，才缓过来。那条鱼，卖了二十块钱，是我一个月工钱。”
大家听得哈哈大笑。
赵木匠也讲了他学艺的故事：“我十六岁拜师，师傅严。做不好，就用刨花打手心。我哭，师傅说：‘哭啥？手艺是打出来的。’三年出师，师傅送我一套工具，说：‘小子，记住了，木头有灵性，你敬它，它就敬你。’”
这些老故事，年轻人爱听。刘二愣子说：“吴爷爷，赵爷爷，你们得多讲讲。我们年轻人，缺的就是这些老经验。”
“你们愿意听，我们就讲，”吴炮手感慨，“就怕你们嫌我们啰嗦。”
“不嫌不嫌，”几个年轻社员都说，“这些是宝贝，得传下去。”
曹大林看着这场面，心里温暖。这就是他要的合作社——不只是生产组织，更是传承的平台，是老少交流的桥梁。
吃完饭，大家帮着收拾碗筷。春桃不让：“你们坐着说话，我来。”
曹大林说：“让他们干吧，你也歇歇。”
几个年轻人抢着洗碗、扫地、收拾桌子。山山也跟在后面，拿着抹布擦桌子，像个小大人。
收拾完，大家坐在炕上喝茶。曹大林说了这次去兴安岭的收获，重点说了鄂伦春春季生产的安排。
“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时令体系，”曹大林说，“什么季节干什么，用什么方法，都有规矩。我觉得，咱们也应该制定自己的生产历。”
“生产历？”王经理问。
“对，”曹大林解释，“比如：正月整理工具，二月打鱼换粮，三月采野菜，四月挖药材，五月种参，六月采蘑菇……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干什么，都规划好。这样不忙乱，不误农时。”
这个想法好。大家讨论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列出了草北屯的生产历草案。
正说着，院外传来狗叫声。黑龙在院里叫，不是凶叫，是欢迎的叫声——有熟人来了。
曹大林出门一看，是郑队长，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包。
“郑队长？这么晚，有事？”
“有事，好事，”郑队长停好车，“林处长托我带东西给你。”
进屋，郑队长把布包打开，里面是一份文件：《关于长白山草北屯生态合作社试点工作的批复》。
曹大林接过来看。文件是省林业厅和农业厅联合下发的，正式批准草北屯合作社为“全省生态农业试点单位”，给予三项支持：第一，提供五万元无息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派技术员驻村指导；第三，帮助开拓销售渠道。
“五万块！”王经理惊呼，“这么多？”
“不多，”郑队长说，“你们是试点，全省就三个。林处长说了，这钱要用在刀刃上：建生态监测站，买设备，培训社员……不能乱花。”
曹大林激动得手有些抖。五万块钱，在1984年是巨款。合作社成立五年，总资产还不到一万。有了这笔钱，可以做很多事。
“还有这个，”郑队长又拿出一封信，“林处长给你的私信。”
曹大林打开信。林处长在信里写：
“大林同志：试点批下来了，但责任也更重了。全省都看着你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五万块钱是种子钱，要让它长出大树。技术员下个月到，是省农学院的毕业生，叫陈明，学林业的。你们要好好合作，把科学和传统结合起来。记住：试点不是要你们变成另一个样子，是要你们把自己的路走好，走出经验，走出样板。加油！”
信不长，但字字千钧。
送走郑队长，大家久久不能平静。五万块钱，技术员，省里的支持……这些以前想都不敢想。
“曹主任，咱们……真成事了？”刘二愣子声音发颤。
“成事了，”曹大林深吸一口气，“但这才刚开始。钱怎么花，技术员怎么安排，合作社怎么发展……都得好好规划。”
他当即决定，明天开全体社员大会，宣布这个消息，讨论发展规划。
夜里，曹大林和春桃躺在炕上，都睡不着。
“五万块……”春桃喃喃道，“咱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钱是好事，也是考验，”曹大林说，“用好了，合作社能上一个台阶；用不好，可能就散了。”
“你会用好的，”春桃握住他的手，“你心里有山，有大家。”
曹大林心里一暖。是啊，他心里有这片山，有这些乡亲。钱来了，不是给自己花的，是给大家谋福利的。
他想到了很多事：建一个真正的生态监测站，买望远镜、相机、测量仪器；办一个技术培训班，请老师来上课；修一条好点的山路，方便运输；建一个加工车间，把山货加工得更精细……
想着想着，睡着了。梦里，他看见合作社有了新房子，社员们穿着新衣服，孩子们在新建的操场玩耍。山里的动物也多了，鹿群在草地上吃草，野猪带着小猪崽在泥坑打滚，鹰在天上飞……
二月十六号，农历正月十七。合作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来了八十多人，院里站得满满的。
曹大林宣布了省里的批复。话音刚落，掌声雷动，有人激动得哭了。
“乡亲们，”曹大林大声说，“省里支持我们，是信任我们。我们要对得起这份信任。这五万块钱，不是分给大家的，是用来建设合作社的。我提议，成立一个‘资金管理小组’，大家选人，监督资金使用。每一分钱花在哪儿，都要公示，都要大家同意。”
这个提议得到一致通过。大家选出了五个人：曹大林、王经理、吴炮手、赵木匠，还有一个老社员孙大娘——她为人正直，会算账。
接下来讨论钱怎么花。大家提了很多建议，曹大林让曲小梅一一记下。
最后汇总，决定先做四件事：
第一，建生态监测站，预算一万；
第二，修整山路，预算八千；
第三，购买加工设备，预算一万二；
第四，办技术培训班，预算五千。
剩下的钱作为流动资金，应对突发情况。
“还有一个事，”曹大林说，“省里派技术员来，叫陈明，下个月到。人家是大学生，有文化，咱们要尊重，要学习。但也要让人家了解咱们的山，咱们的规矩。科学和传统要结合，不能谁听谁的，要商量着来。”
这个态度很重要。有些地方来了技术员，要么全听技术的，把老经验丢了；要么排斥技术的，固步自封。曹大林要走中间路线：尊重科学，也尊重传统。
大会开了一上午。散会后，大家还聚在一起议论，脸上都是笑容。
下午，曹大林带着资金管理小组去看选址。监测站选在北山坡，地势高，视野好，能看到大半个保护区。山路从屯子到河边那段最难走，夏天泥泞，冬天打滑，要铺石子。加工车间用合作社原有的仓库改建，添置些设备就行。
“这些事，三月就开工，”曹大林说，“争取五月前完工。到时候，咱们合作社就有新样子了。”
大家干劲十足。孙大娘说：“我活了六十岁，没见过这么多钱，也没见过这么齐心的时候。大林，你领着咱们好好干！”
“大家一起干，”曹大林说，“合作社是大家的，好日子也是大家的。”
傍晚，曹大林回到家。春桃在做饭，山山在写作业——合作社办了扫盲班，山山五岁，也跟着学认字。
“爸，你看，”山山举起本子，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山”、“水”、“林”、“田”。
“写得好，”曹大林摸摸儿子的头，“明天爸教你写‘合作社’。”
“嗯！”山山用力点头。
饭菜上桌了。简单的家常菜，但吃得香。春桃说：“今天孙大娘送来一篮子鸡蛋，说是她家鸡开春下得多，吃不完。”
“回头咱们送点鱼给她，”曹大林说，“礼尚往来。”
这就是山里人的相处方式。你送我点，我送你点，人情就在这来往中加深。
吃完饭，曹大林坐在灯下，开始写合作社的发展规划。他要写得详细，写得实在，让省里看看，这五万块钱不会白花。
写着写着，想起了莫日根老人送的那块“星星石”。他拿出来，放在桌上。黑色的石头，金色的纹路，在灯光下像真的星空。
他想，山里人的心，就像这石头，朴实无华，但内里有光。这光是勤劳，是智慧，是团结，是对山的爱。
有了这光，再难的路也能走通，再穷的日子也能过好。
窗外，长白山的夜晚很静。早春的虫鸣还没开始，只有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
但曹大林知道，山在醒来，地在醒来，人在醒来。
春天真的来了。
合作社的春天，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