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专案组的收网行动在省城和滨海同时展开。
胡正国坐镇滨海。他面前的桌上摊着一张滨海市的地图。地图是旧版的，二零零二年印刷的，纸边已经卷了。上面用红笔画了七个圈。每一个圈代表一个需要查封的地点。陈九的九鼎大厦。周海东的新区装修公司。长青贸易的旧仓库。三个圈在滨海市内。另外四个圈在省城。
刘副手在省城带队。他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着。专案组的指挥室设在招待所三零六房间里，原来的那张会议桌上多了一台传真机和三部座机。座机的铃声此起彼伏。每一次铃声响起，胡正国都会摘一下眼镜然后戴上。不是紧张。是在铃声的间隙里重新对焦视野。他需要看清楚每一份传到桌上的材料。
第一组查封了沈望川的六个壳公司。公章的印泥还是新的。有一家壳公司的办公室只有二十平方，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文件柜里只有一本营业执照和一套公章。没有电脑。没有账本。没有员工。但这家注册资本两百万的公司，三年内从望川集团拿到了超过一千万的合同款，而它本身没有开展过任何实际业务。法人的名字是二零零三年毕业的一个大学生。专案组找到那个大学生的时候，他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上的质检工人。问他用过这家公司吗。他想了很久才想起来，大三那年，一个同学说可以帮他，一年给两千块。
第二组查封了远辉实业的原办公室。远辉实业已经不存在了，但专案组从税务局调出了它被收购前三年的纳税记录。记录显示，收购前远辉实业年营收稳定在七百万左右，毛利超过两成。被收购以后三个月，法人中风。中风以后公司被清算。清算价格不到收购价格的五分之一。差额被望川集团以资产减值的名义核销了。胡正国在这份材料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资产减值不是减值。是转走。
第三组在省城查封了正成贸易的旧仓库。仓库在省城火车站的货场旁边。铁门锈了。地面的水泥裂了缝。但仓库里还堆着一些没有处理完的库存。库存是化工原料。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是二零零二年。保质期两年。早已过期。这批化工原料是正成贸易被收购时做价一百七十万计入总资产的。但事后专案组找化工协会的专家核过价，同样的原料，在当时的市场价格不超过八十万。差价九十万。九十万被做进了收购价，然后以库存报废的方式在第二年冲销。
三组人发回来的材料在胡正国的桌上堆成了一座小山。他把材料一份一份地翻。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停下来了。不是因为材料有问题。是因为材料已经足够了。七十六页笔记、四组查封记录、六家公司、四笔异常资金、三家被收购企业的完整证据链。这些东西叠在一起的高度是十七厘米。十七厘米的纸压出了沈望川二十年商业帝国下面所有的缝隙。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材料堆上。镜片的重量压在最上面那张纸的边角上。纸角翘了一下。然后不动了。
四月二十五号。滨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发了对望川集团的资产查封令。同一天，省城公安局对沈望川执行了正式逮捕。逮捕证上的案由是三行：行贿罪、非法经营罪、串通投标罪。在逮捕证的最下方，用钢笔补写了一行备注：关联滨海市多起涉黑案件，案情重大，建议从严。
四月二十六号。专案组在滨海市府招待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胡正国站在那张铺了绿绒布的发言台后面。绿绒布是新的，前一天晚上临时铺上去的。布面上还有两道折叠的痕迹。他没有带稿子。只带了一张纸。纸上是他用蓝墨水写的七个字：滨海打黑情况通报。标题下面没有内容。因为他不需要写在纸上。所有的数字他都已经记住了。
从今年一月至四月，滨海市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办公室共立案侦查涉黑涉恶案件十一宗。查封非法资产合计超过三千万元。移送司法机关九人。依法保护合法民营企业十七家。
他在念依法保护合法民营企业十七家的时候停顿了大概半秒。不是忘词了。是那十七家里面有四个字他太熟了。文俊贸易。他在笔记本上写了可排除三个字。那个圈现在还空着。一个干干净净的空圈。
发布会散场以后他走回办公室。走廊里没有人。他的皮鞋在地砖上一步一步地踩过去。鞋底和地砖之间隔了一层极薄的空气。他的步伐很稳定。每一步的间隔都一样。走了三十年。每一步都一样。走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刘副手打来电话。
胡公。省城的清理完成了。望川集团的案子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滨海这边的残余网络也全部清掉了。老港区的那些地方，以前陈九控制的地盘、周长青的灰色地带、周海东的渠道，全部空了。
胡正国握着听筒。没有说话。他的目光落在窗外。窗外是滨海。这座他驻了三个多月的城市。他想起了第一天，正月初八，六辆省城牌照的黑色轿车开进滨海。那时候滨海的老港区还有人在灰色地带讨生活。现在那些灰色地带被清空了。不是因为专案组有多厉害。是因为时代把灰色地带自身也磨掉了。灰色地带的生存基础，信息不对称、规则不透明、权力可以变现——这些东西在新的时代框架里越来越难存活了。
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刘副手听见了。
收。可以收了。
徐文俊是在四月二十七号到的码头。专案组收网以后第三天。码头上一个人都没有。不是专案组封了码头。是这天风特别大，海面上报了八级风。吊机停了。船靠了岸。工人都回家了。整个码头只剩下铁皮棚子、空的集装箱和几根被风吹得呜呜响的钢索。
他一个人站在码头的尽头。那个位置——再往前一步就是海。海水是灰的。不是阴天的灰。是八级风卷起来的浪沫把水面搅成了灰白色。浪头不高。但浪的频率很快。一个浪还没退下去下一个浪就到了。两个浪撞在一起激起了一片水雾。水雾被风吹到码头上。打在他的脸上。凉的，有一点咸。
他把手伸进口袋。打火机。铜的。旧的。磕了一道痕。他掏出来。握在手心里。铜壳被风吹得有点凉。他的手掌把铜壳捂热了一点。
风太大了。码头上的风向标在疯狂地转，转得看不太清了，只能看到一根黑色的影子在铁杆上绕圈。一只海鸟想逆风飞，使劲扇翅膀，但身体在原地停了三四秒然后被风推着倒退了两三步突然放弃，不再逆风了，顺着风一掠就远了。
他把打火机的盖子翻开。右手拇指压在砂轮上。砂轮很滑。风把火石的碎屑都吹走了，砂轮上只剩一片光的金属面。他的手指在上面停了大概三四秒。然后往下擦了一下。
没有打着。
风太大了。火石迸出来的火星还没有碰到棉芯就被风吹散了。那些火星在风里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像萤火虫在暴雨里。亮的那一下不到零点一秒。然后就没有了。
他又擦了一下。还是没有打着。火星。闪了。散了。他想起了另外一次。七年前。同样的码头。风同样的大。那时候他打不着火不是因为风——是因为火石坏了。火石裂成两半掉在手心里，像两颗碎牙。后来老关帮他换了火石。关叔拿着打火机，拧开底座的螺丝，把旧火石倒出来，装了一颗新的。拧回去。递给他。试一下。那一次他打了。火苗灭了。风太大了。老关接过去，身体侧了一下，用身体挡住了风。打了一次。然后递给徐文俊。不是火石的问题。是风。他记住了。后来他一直在等。等风停。等了十二年。风没有停过。但他学会了在风里打火。
他把身体侧了一下。跟老关当年一模一样的姿势。把打火机往怀里收了一点。左手拢起来挡在打火机的上方。拇指再次压在砂轮上。往下擦。这一次火星没有散。火星碰到了棉芯。棉芯吸饱了油。一点极细的橙色闪了一下。他看到了那一下橙色。拇指没有松。继续往下。火苗出来了。
一小团。橙色的。风从他的手缝里灌进来。火苗晃了一下——往左偏，偏了大概三十度。但没有灭。他把左手的手指收紧了。手拢成的那个空间变小了，风进不去那么多。火苗在变小了的空间里直起来了一点。不是全直的，大概偏十度。十度够了。够让它亮着。
他看着火苗。火苗的光映在他的眼睛里面。眼睛是黑的。火苗是橙的。黑和橙之间隔了一层极薄的泪膜。不是哭了。是风太大，刺激了眼角。眼泪的反射把火光扩散开来。扩散成一个很小的橙色的光斑。光斑在他的瞳孔上呆了大概两三秒。
代价是第二个父亲。
他对着海面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风很大。声音出口以后不到两秒就被风撕碎了。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音节落在海面上。海面上什么都没有。但他说完这句话以后火苗晃了一下——不是风变大了。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呼出了一口气。那口气打在自己的手背上，手背动了一下，手动了以后拢的空间变了，风又灌进来一点。火苗在风里偏了。偏到了大概四十五度。但就在快要灭的那一瞬间他又收紧了手。火苗被收回来了。没有灭。
他知道老关听见了。他说这句话不是为了被听到。风会把声音吹散。但他相信有些东西风是吹不散的。比声音更重的东西。风可以把水面的泡沫吹成碎末，可以把鸟吹退几米远，可以把浪头吹碎成水雾。但风吹不比一颗螺丝、一把扳手、一个修了四十二年车的人留在一个人心里的重量。那个重量不在声音里。在手心里。在每一次拧扳手的时候虎口发力的那个角度里。在每一次拧开打火机底座换火石的动作里。在每一次用身体侧过来挡风来打火的姿势里。这些姿势不会老，更不会随风散去。
他把打火机合上。火灭了。烟从棉芯上飘起来。极细的一根白线。白线在风里一出来就散了。他把打火机放回口袋。转身往回走。码头上还是没有人。只有风。风从海上来，穿过码头，穿过铁皮棚子，穿过那些空了的集装箱，穿过老港区的旧街，穿过修车铺紧闭的铁门，穿过山上的青石碑，穿过那座正在被时代翻新的城市。
风很大。但他的手里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