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尾巴甩掉了？”
凌晨一点，市委常委大院一号楼，三楼书房。
“甩掉了。”苏红袖把风衣挂在门后，“核查组的三辆车这会儿还在城南绕圈子。”
书桌上铺满了下午从规划局和建设局带回来的图纸和拨付单。苏建国站在桌前，没有抬头。
“今天上午在棉纺厂，你的动作大了。”他道，“周明达下午到我办公室坐了四十分钟，要我向省委说明，省纪委为什么可以叫停一个市级重点工程。”
“他急了。”苏红袖拉开椅子坐下。
“他不像急。”苏建国把老花镜摘下来，“他今天早上八点半，以市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往省发改委和省住建厅各报了一份情况说明。说市里自查发现征收台账有四户产权异常，已责成核查，已暂停这四户的拨付。”
苏红袖抬起头。
“自查？”
“自查。”苏建国道，“我们晚上十点报上去的那份，说的是这四户瞒了三年。他早上八点半报的那份，说的是这四户是他自己查出来的。同一件事，两份材料，省里那两个厅先看到的自然是他那一份。”
“那我们那一份呢？”
“我们那一份到得晚，就成了跟在他后面说的话。”苏建国把老花镜放在桌上，“红袖，这就是我在这个市里三年干不成事的道理。他比我快，因为他不用开会。”
书房里静了一会儿。
“爸。”苏红袖开口了，“我今天要跟您交一次底。”
苏建国抬起头。
“你说。”
“今天早上七点半，棉纺厂周边四个路口的监控同时断电，报的是线路检修。七点五十林远到现场的时候，人群侧后方有五个人。这五个人没有戴安全帽，手插在口袋里，跟着他往仓库那边挪。”
苏建国的手停住了。
“你确定？”
“我在车上看了三分钟。”苏红袖道，“我们的人进场以后，那五个人第一时间往人群后面退。等到我们要五十三个人的劳务合同，他们已经不在了。到现在，市政府那边一份用工名单都没有报上来。”
“五十三个人，报不出一份合同。”
“报不出。”
苏建国转过身，走到窗前。
“红袖，我今天下午问过你一句话，你没有正面答我。”他背对着她，“你为什么盯着那个地下空间不放？你甚至不惜把一个刚到任十天的处长带回招待所。你在那块地底下找什么。”
苏红袖站起来。
“那块地十年前是如雪地产的旧仓库。”她道，“如雪地产的老板叫江城，十年前从一栋没有封顶的楼上下来，定的是畏罪自杀。他的女儿现在叫江如雪。”
“江城案我知道。”
“他不是自杀。”苏红袖道，“动手的是赵志刚，下命令的是周明达。这两条口供我在青阳拿到了，是赵志刚自己交代的。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活不成，交代得自然很痛快。”
苏建国慢慢转过身。
“还有呢？”
“还有十年前，市检察院一个叫顾长风的检察官，车祸殉职。”
苏建国的身子明显顿了一下。
“他那辆车被人动过刹车。”苏红袖一个字一个字往下说，“提供他行车路线的是赵志刚。动手的是一个代号叫修理工的人。这个人到今天还在替周明达做事。”
书房里没有一点声音。
苏建国走回桌前，扶着椅背站了很久，然后坐了下来。
“顾长风。”他道，“十年前他最后一次到我这儿来，是一个下雨天。他坐了四十分钟，跟我讲一个地下钱庄。我当时是市纪委书记，我跟他说，老顾，你手上的东西还不够，你再等半个月。”
“后来呢？”
“后来他没有等到半个月。”苏建国道，“出事以后我去过一次殡仪馆。没有人，一个亲属都没有到。我在门口站了十分钟就回来了。”
他抬起头。
“那我今天再问你一句。这个林远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拿命去趟一件十年前的旧案。”
苏红袖没有马上答。
她走到门口，把门重新推严，然后走回桌前。
“爸，这句话出了这间屋子，他就死了。”
“说。”
“林远这个名字是造的。”苏红袖道，“他本名顾寒。顾长风的儿子。”
苏建国坐在那里一动没有动。过了很久，他伸手把桌上的老花镜拿起来，又放下。
“十年前那个案子的卷宗里写着，顾长风的儿子在他出事的第九个月，连人带车沉进江里，尸骨无存。”
“那是他们要的结果。”苏红袖道，“他这十年改了名字，进了体制，从最底下一级一级往上走。他考进来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走到能碰周明达的那一步。”
苏建国把手撑在桌面上。
“他今天在棉纺厂，是替我在那块地上站着。”
“他是替他父亲站着。”苏红袖道，“但是他要的东西只有您给得了。”
“他要什么？”
“定性。”
苏建国抬起了头。
“他说了一段话，我原样带给您。”苏红袖道，“他说在这个体系里，一件事的性质由谁来定，比这件事本身要紧得多。定成拆迁纠纷，那是城建口的，主管的是周明达。定成群体性事件，那是维稳口的，主管的还是周明达。但是定成涉黑，案子就从清河市公安局出去，进省里。”
“他要我发那份定性的材料。”
“他不要武警，不要特警，也不要您出面跟周明达撕破脸。”苏红袖道，“他只要一件事：出事那天，第一份报到省里的材料是市委发的，上面写的是涉嫌黑恶势力干预征收。”
苏建国没有说话。
他把桌上那三张批件抽出来，签字那一栏并排摆着。
“今天早上他抢了我一步。”他道，“可是他抢的是四户空房的定性。他把它定成了产权异常，定成了一件可以核查三个月的事。”
“对。”
“那我要做的，就不是跟他抢那四户。”苏建国把三张纸推到一边，“我要抢的是另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
苏红袖看着我。
“棉纺厂那五十三个人报不出劳务合同。”苏建国道，“那五个手插在口袋里的人，一份用工名单都没有。这两样东西现在还只是两个疑问。可是只要那块地上再动一次，只要再出一个人，这两个疑问就变成了一份材料。”
“您现在就发？”
“现在发太早。”苏建国道，“现在发，那就是市委凭猜测给一个在建项目扣涉黑的帽子。他第二天自然要在常委会上说市委干预司法。”
“那什么时候发？”
“等。”苏建国把老花镜戴上，“红袖，你回去告诉他，我这份材料早就写好了，就压在我抽屉里。他什么时候把那件事逼出来，我什么时候按下去。”
苏红袖站直了。
“我明白了。”
“还有一句。”苏建国抬起头，“他今天在食堂里递给我的那个由头，我用了。这三年我给市政府发过十一份督办函，十份被拖着，一份被顶回来。今天下午这一份，人家两个小时就把底档交了。”
“为什么？”
“因为前面十一份，我督办的都是项目。”苏建国把手放在那叠图纸上，“今天这一份，我督办的是四户人家的补偿款。项目是政府的事，但是补偿款是纪律的事。这个道理我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三年才想明白，他到清河十天就用上了。”
苏红袖走到门口，回过头。
“爸，我还有最后一句要问。”
“你问。”
“三天以后核查组就得撤。到那时候周明达要动他，我是省纪委的人，我在这个市里没有一寸自己的地方。”她道，“真到了那一天，您接不接？”
苏建国把台灯往自己面前挪了半寸。
“十年前我跟老顾说过一句话，让他再等半个月。”他道，“这句话我记了十年。你回去告诉他一句。”
“您说。”
“就说这一回，不用他等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