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节气刚过,银杏巷的泥土里就冒出了嫩黄的草芽。沈曼蹲在老银杏树下,看着陈爷爷用竹耙子清理去年的落叶,老人的动作比去年慢了些,背也更驼了,但胸前的两枚银杏叶胸针依旧别得端正,在晨雾里闪着微光。
“小心些,别碰着刚冒的新芽。”沈曼伸手扶了他一把,指尖触到他袖口磨破的地方。那是件穿了二十多年的棉布衬衫,肘部打着整齐的补丁,补丁的布料是她去年给的红裙子边角料。“补了三次了,”陈爷爷低头看着补丁笑,“每次补都想着,再穿一年,等春暖花开。”
陈念在整理社区的“老故事征集稿”时,发现篇未署名的短文。写的是1999年的春天,有位穿红裙子的老太太,总在周末去公园的银杏林散步,手里攥着片塑封的银杏叶。文末写着:“她总对着空椅子说话,像在等什么人,又像在和老朋友聊天。”陈念忽然想起爷爷的日记,2000年那页写着:“每周六去公园,看见空椅子就坐下,说说话,像她在一样。”
林深把短文念给两位老人听时,沈曼的眼眶红了。“那年深儿去外地上大学,”她摩挲着手指上的银戒指,“一个人在家闷得慌,就去公园坐坐。总觉得你会从树后走出来,像年轻时那样吓我一跳。”陈爷爷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里面记着2001年到2010年的周六天气,晴日后面画着银杏叶,雨天后面画着伞。“我去了十年,”他指着最后一页的晴天,“最后那天想着,再等不到,就去银杏巷问问。”
立春后的第一个周末,他们去了公园的银杏林。林深特意带上了相机,想给两位老人拍张合影。陈爷爷把沈曼的红围巾围得更紧些,沈曼则帮他理了理衬衫的领口。阳光穿过光秃秃的枝桠,在他们身上投下斑驳的影,像幅未完成的素描。“当年总在这棵树下等,”陈爷爷指着棵最粗的银杏树,树干上有个浅浅的刻痕,是片银杏叶的形状,“刻的时候想着,等叶满枝头,你就来了。”
沈曼摸着树干上的刻痕,忽然笑出声:“我知道这个!”她从包里拿出张照片,是2012年拍的,画面里的她站在这棵树下,手指着那个刻痕,背后的长椅空着。“那年来看孙子,特意绕到这儿拍的,想着给你看看,叶子落了又长,刻痕还在。”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行小字:“等你一起看满树金黄。”
林深看着照片上的刻痕和现实里的树,忽然发现时光的奇妙——它会让树叶落尽,让皱纹爬满脸庞,却会把最重要的印记留着,像给迷路的人做的标记。他想起母亲临终前,意识模糊时还在念叨:“银杏刻痕……别认错了……”原来她早就把重逢的秘码,藏在了最显眼的地方。
惊蛰那天,社区组织“老手艺体验日”。陈爷爷带着他的画具去了现场,教孩子们画银杏叶。沈曼则坐在旁边,教大家绣银杏叶手帕。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拿着绣到一半的手帕跑过来,举着问:“奶奶,这片叶子怎么绣才像在跳舞呀?”沈曼握着她的手,一针一线地教:“要让线松些,像被风吹着的样子。”小姑娘抬头看着她,忽然说:“奶奶,你绣的时候,眼睛在笑呢。”
陈念在旁边看着,忽然想起爷爷说过,年轻时总爱躲在银杏巷的拐角,看沈曼在窗前绣花。“她说绣叶子要跟着风的方向走,”陈爷爷的画笔在纸上勾勒出轻盈的弧线,“现在看她教孩子,和当年一模一样。”阳光透过活动室的玻璃窗,照在沈曼的白发上,泛着柔和的银光,像落满了银杏花粉。
春分那天,他们收到份特别的礼物——是当年那位撑船人的孙子送来的,个褪色的布包。里面是本1973年的渡口日志,其中一页记着:“三月廿一,晴。红裙女客三访,问棉布衫青年。赠其银杏叶一片,嘱其夹于常看的书页,说若有缘,自会再见。”日志的最后,夹着片压平的银杏叶,和沈曼那本《植物图鉴》里的,纹路刚好能对上。
“是这片!”沈曼把两片叶子拼在一起,完整的叶片上,能看见当年被虫蛀的小孔,“我夹在《银杏谣》的歌词页里,唱到‘叶落成蝶’时,总摸着它发呆。”陈爷爷忽然哼起了《银杏谣》的调子,沈曼跟着轻轻唱,声音有些发颤,却依旧能听出当年的尾音拐弯,像银杏叶落在水面的涟漪。
清明前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林深带着那本渡口日志,去了母亲的墓前。他把日志摊开在墓碑前,让雨水打湿纸页,仿佛这样,母亲就能看见那些错过的记录。“妈,他们见面了。”他蹲在墓前,轻声说,“在你说的那座不会塌的桥上,在你等了一辈子的银杏树下。”雨停时,他看见片银杏叶落在日志上,刚好盖住“红裙女客”四个字,像句迟到的应答。
谷雨那天,陈念在爷爷的画室里,发现了幅刚画完的油画。画面是春日的银杏巷,两位老人坐在藤椅上晒太阳,脚边的薄荷刚抽出新芽,窗台上的搪瓷杯冒着热气。画的右下角写着:“春醒时,花自开,错过的花期,会在重逢的季节补回来。”她把画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阳光照在画布上时,红裙子的颜色像团跳动的火,和窗外新抽的嫩绿相映着,是春天该有的样子。
傍晚做饭时,沈曼从菜篮里拿出把新摘的荠菜。“包饺子吃吧,”她把荠菜择得干干净净,“当年总说要一起挖荠菜,现在终于能如愿了。”陈爷爷坐在旁边帮忙摘菜,指尖的老茧蹭过嫩绿的菜叶,动作温柔得像在抚摸时光的纹路。厨房里飘着荠菜的清香,混着窗外的桂花香,是岁月酿出的,最安心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