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完料已经十一点。老王开了店门，中午的客人陆陆续续进来。拉面，炒饭，麻婆豆腐——日本人爱吃老王做的麻婆豆腐，辣得直吸气，筷子却不停。到一点半人少了，老王在后厨切明天用的肉。
老王，我出去一趟。
去哪？
港区。三田。
老王的刀在案板上停了一秒，没有抬头，刀又动了，切肉的声音继续往下走。早点回。五点备料。
坐电车到三田站。出了站，发现这里跟千代田完全不同——千代田是政府楼，灰色，大而疏朗。三田是商住混合，楼矮了但密了，商店、住宅、写字楼挤在一起，窄路弯着上坡下坡。东京的地形不平，滨海是平的。
翻出赵明远步骤的第三页最后一段：到了三田站步行十分钟，沿主路走过十字路口，右手边一栋六层灰色写字楼，门口有信箱，四楼——田中商事。
去了十分钟，右手边，一栋六层灰色大楼出现在路口。外墙漆磨了但还在，每层四扇窗，反着午后的日光。
门口，铁信箱，六格。一楼律师事务所。二楼空着，没有名字。三楼会计师事务所。四楼——白底黑字贴在一块铁格子上：
田中商事株式会社。
六个字。
他站在门口看了很久。十秒，二十秒。这间办公室，这块铁格子，这六个字——八年前父亲可能也站在这里看过。然后父亲走了，去了，没有回来。他不走。要看，看了再回。
退到马路对面，一家吃茶店缩在巷口。推门进去，铜铃一响。三张桌子，吧台五个座位，下午两点几乎没有人。老板在吧台后面擦杯子，六十多岁，白头发，眼镜，点了头，没笑。
他坐了靠窗的位置。从玻璃望出去，正对面就是那栋灰色六层楼。四楼两扇窗户拉了白色窗帘，但其中一扇没有拉严，一条缝隙，能看见里面有灯光。
有人。四楼里面有人。
老板端来咖啡，白瓷杯，没放糖没加奶，苦的。他握着暖了的杯子，眼睛不离开四楼那条缝隙。窗帘后面有灯光，但没有人影。
两点四十分。一辆灰色小车停在楼下，一个四十多岁的胖男人拎着便利店袋子下来，饭团，三明治，买回来当午饭。推门进楼，弹簧门咔嗒一响。小公司，没有食堂没有外卖，自己买回来在办公室吃。三四个人，最多五个人。五百万日元注册资本的公司，小，隐蔽，隐蔽了八年，不是查不到，是没人查。
三点，三楼出来一个穿大衣的女人，会计师下班。三点十分，一楼进去一个西装男人，律师见客户。
三点二十分，四楼窗帘动了一下。白的，晃了。一个人的影子映在窗帘上，矮的，瘦的，看不清脸，但影子走到窗边停了片刻，转身退回去，消失了。
有人的。在四楼。走到窗边，看出去，退了。
他喝了一口凉掉的咖啡，苦味压在舌尖上反而定了神。不急，看了就回，不接触。
三点三十分，那栋楼的玻璃门开了。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
矮，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瘦。灰白头发剪得短而整齐，金丝眼镜在午后的光里闪了一下。深灰色西装，黑色公文包，皮的，旧了但擦得亮。皮鞋也亮。他走出来，转身锁门，钥匙转了，放回口袋。
然后往右走了。不快不慢，日本人走路的那种节奏。过了十字路口，左转，不见了。
田中一郎。
他没有见过照片。赵明远查到的是二十年前的黑白照，当年在三洋电机入职时拍的，看不清。但是，灰白头发，金丝眼镜，矮瘦，五十八岁，所有的描述都对得上。
是。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八年前见了父亲。父亲查到了不该查的东西。这个人出了钱，有人动了手。酒驾坠江。假的。父亲根本不喝酒。
这个人还活着。在东京，在三田，在四楼，锁门，走路，过日子，活着。
父亲死了八年，这个人多活了八年。
不公平。但公平不是白来的。公平是查出来的，从十四岁查到二十一岁，六年，查到了，找到了，看到了活的，现在就隔着一条马路。
他在桌上放下咖啡钱，一千日元。出门的时候铜铃又响了一声。
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色六层楼。四楼的窗帘上，缝隙还在，但灯光灭了。楼空了，人走了。
明天还要来。蹲，看，看他几点来几点走，见什么人，去哪里。看了就回来，不接触，看够了再回。
在口袋里，他摸到那个铜打火机。磕了一道痕。攥了几秒，松开了，放了回去。不是打的时候。看到了人，但不是打的时候。
回中华街，五点备料六点切菜七点收盘九点关门。老王依旧不提昨晚的事，不提田中商事，切，洗，干，活不落。
收了店，他用老王店里的电话拨了方远征。响三声，接。
方叔。今天去港区看了。三田，四楼，田中商事。三点三十分一个人从楼里出来，矮瘦，灰白头发，金丝眼镜，深灰西装，公文包。锁了门往右，过十字路口左转，不见了。跟信息全部对得上。
好。你看了就回，不接触。
不接触。明天后天再去蹲，看规律。
每天报。
挂了电话，他发现老王在后厨没有出来。但前面说的话，田中商事，老王一定听到了。
他想了想，没有去敲后厨的帘子。老王听到了但没出来，说明还没准备好说。一个人停了三秒什么都不说，不是因为信不过你，是因为那件事太重，三秒不够开口。
后屋，榻榻米。他灭了灯躺下来，阁楼顶上有一束不知道从哪里漏进来的光，细的，白的，横在榻榻米上像一根线。闭上眼，脑子里反复出现那个从灰色大楼里走出来的人。灰白头发，金丝眼镜，深灰西装，公文包。锁门，走路，活着。
八年前父亲看到的，也许就是他今天看到的。同一栋楼，同一个门口，同一个人。只是父亲看完以后没有给方远征打电话报平安，不是不想打，是来不及。他今天打了。打了，报了平安，明天还能再打。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打火机。铜的，磕了，冰凉。攥了几秒，手心的温度慢慢传过去，金属变得温了。没有打。不是打的时候。但快了。
明天，再来。
他会记住这栋楼的每一个出口，每一扇窗户，每一个来上班的人。他来东京不是为了看一眼就走，他来东京是为了把一个答案带回滨海。
榻榻米上铺着的旧被子有一股洗衣粉的气味。中华街的夜安静下来以后，能听见远处港口的汽笛声，跟滨海码头的声音几乎一样，低沉，绵长，隔着三千公里和八年，没变。没变就说明有些东西还在。父亲踩过的码头还在，父亲坐过的电车线路还在，父亲没有走完的路，他接着走。
明天，他还会坐在那家吃茶店的靠窗位置。同一个位置，同一种咖啡，同一扇窗户。他知道田中一郎三点二十分会走到窗边，三点三十分会锁门往右拐。一个人的规律就是他的软肋，知道了一个人几点几分做什么，就等于知道了他最脆弱的地方。